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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评论文章(通用6篇)

时间:2021-09-09 其他免费论文 点击:

中国的内部改革始于农村地区。1978年11月,安徽省凤阳县小港村实施了&ldquo将土地分配给每家每户,并对自己的损益负责&rdquo新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大承包拉开了中国国内改革的帷幕。在城市,国有企业的自主经营权得到了显著改善。 以下是为大家整理的关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评论文章的文章6篇 ,欢迎品鉴!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评论文章篇1

  改革开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功开拓的关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题,它的成功开拓和不断发展,谱写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壮丽画卷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辉前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力地证明了中国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性质和推动创新发展的不竭动力,而改革开放也深刻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和平合作、开放融通、改革创新的本质特征和强大活力。我们今天已经充分感受到,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现在进行回顾,仍然感到如同邓小平所说,我们的改革有很大的风险,但很有希望成功,这个风险值得去冒。在改革开放进程中,社会主义经济会不会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大潮中被吞掉,中国共产党会不会在开放大门打开后被腐蚀掉,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价值观会不会被西方主流意识形态根本颠覆?这些担心一直伴随着我们,但我们战胜了这些疑虑,取得了改革开放的辉煌成果。今天更值得去思考的是,我们为什么能够最终战胜这些风险,成功地开拓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

  改革开放之所以是正确的抉择,就因为改革开放是中国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的探索。除此之外,还有两条路,一是在强大的内外压力下被动开放,其结果必定是亡党亡国的全盘西化;另一条路是固守现状,结果必然是被时代潮流抛弃,最终如毛泽东所说,被“开除球籍”。我们的改革开放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主要是因为做到了以下三点:一是始终跟踪世界潮流,回应时代主题,追寻历史节拍,有着坚定正确的大方向;二是坚守“四项基本原则”的底线,尤其是坚定不移地坚持党领导改革开放;三是实行了正确的战略策略,包括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突破口的渐进式改革,把“三个有利于”(即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作为检验改革成败的判断标准,建立大胆试、大胆闯和及时总结评价的试验方式及纠错机制等。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评论文章篇2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党在指导思想上完成了拨乱反正的艰巨任务,各条战线的工作取得重大进展。在这个重要时刻,党的十二大召开,明确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重大命题和“小康”战略目标。改革开放由此全面展开,社会主义现代化展现出光明前景。

  重大命题

  ——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庄严的人民大会堂,见证过无数重要历史时刻。1982年9月1日,1545名正式代表和145名候补代表在这里齐聚一堂,参加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这次大会意义重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改革的春风在神州大地吹起,中国人民干事创业的热情被极大地激发出来。新政策逐步确定,新探索不断涌现,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建设蓬勃向前。

  在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逐步推广。许多地方农民收入大幅增长,甚至翻了一番或两番。希望的田野显现生机活力。

  在城市,扩大企业自主权的改革正在推进。1979年6月25日,四川省宁江机床厂一则广告在人民日报刊发。随后,积压的机床成为畅销产品。

  开放大潮涌动。1980年8月,党和国家批准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设置经济特区,成为实行对外开放的伟大创举。

  实践是孕育思想的土壤。在这个历史时刻,怎样看待社会主义,怎样在中国继续搞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人们思考的重大问题。党的十二大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召开的。

  邓小平同志致开幕词。热烈的掌声不时响彻会场。

  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重大命题的明确提出,回答了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后中国走什么样的道路这一重大问题,成为指引新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旗帜。

  壮阔蓝图

  ——确定继续前进的正确道路、战略步骤和方针政策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一经提出,立刻引起广泛关注和热烈讨论。

  党的十二大代表谭启龙在讨论大会文件的小组会上说:“现在,尽管我们对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还不能说已经完全掌握,但这条路子已经开始走出来了,而且已经被实践证明是走对了。我们要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香港《文汇报》1982年9月2日发表社论《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说:“中国人民还要探索,但自中共三中全会以来的实践已经证明,中国已经走上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党的十二大第一次鲜明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为把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凝聚在一起,进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树立了一面伟大的旗帜。”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李忠杰说。

  这次大会提出了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总任务,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确定继续前进的正确道路、战略步骤和方针政策。邓小平同志在党的十二大的开幕词中说:“这次代表大会将是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的一次最重要的会议。”

  这次大会后,“小康”一词迅速传播开来。大会提出到20世纪末,力争使全国工农业的年总产值翻两番,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的奋斗目标;提出了努力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的战略方针。大会还通过了新党章。

  一幅新时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壮阔画卷徐徐展开。

  火热实践

  ——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千条江河归大海。目标确定后,各行各业各部门都动员起来,汇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滚滚洪流,神州大地焕发勃勃生机。

  “党的十二大后,各方面改革陆续深入,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被冲破,我国出现前所未有的改革和发展相互促进的生动局面。”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中国历史研究院院长高翔说。

  1982年12月,国务院启动“三西”专项扶贫计划,拉开中国开发式扶贫的序幕。1984年我国粮食产量达到4073亿公斤,人均393公斤,接近世界人均水平。乡镇企业异军突起,1987年产值达到4764亿元,第一次超过农业总产值。农村经济出现历史性变化。

  1984年11月,上海飞乐音响公司公开发行股票,试行股份制经营。1986年11月,邓小平同志把一张刚刚发行上市、面值50元的股票赠给来华访问的纽约证券交易所董事长约翰·范尔霖。这一年,国务院启动股份制试点。

  大连等14个沿海港口城市开放,长三角等开辟沿海经济开放区,形成对外开放前沿地带。到1987年,全国累计签订利用外资协议项目10350项,其中外商直接投资等达257.73亿美元。

  1982年12月4日,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新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进入一个新阶段。

  到1985年底,“六五”计划的经济指标全面和超额完成,国内生产总值增加到9040亿元。当时,一位藏族群众旺久这样感慨:“党的政策像金灯,照亮了我们致富的路,现在的日子就像糌粑拌蜜糖一样香甜。”

  锦绣前程

  ——沿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道路继续前进

  回顾历史,可以更好展望未来。当年,一些老同志在参加党的十二大时激动地说:“振兴中华,在此一举!”之后,改革开放如春潮涌动,势不可挡。

  如今,当时人们心心念念的“翻两番”目标早已实现。我们党领导人民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2021年2月25日,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在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的重要时刻,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现行标准下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2.8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区域性整体贫困得到解决,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创造了又一个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

  江河万里总有源,树高千尺也有根。伟大成就的背后是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持和发展。从改革开放之初的“三步走”发展战略,到新时代的“两步走”战略安排,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篇大文章被不断续写。几十年来,党的创新理论与时俱进,带来发展理念和发展方式的深刻转变。如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发展正处于新的历史方位。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前进征程上,我们要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全面贯彻执行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断创造新的历史伟业。”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我们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朝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奋勇前进。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评论文章篇3

  中国共产党诞生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是近代中国社会及人民革命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

  中国是一个有着数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中华民族以自己的勤劳和智慧,曾经创造出世界上独领风骚的灿烂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然而,当欧美一些国家从十七世纪中叶开始确立先进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又从十八世纪六十年代开始工业革命的时候,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的统治者却盲目地以中央帝国的“康乾盛世”而自傲,自我封闭,拒绝扩大与外国的交往,仍然陶醉于昔日的辉煌之中。而事实是,原来文明程度落后于中国的欧美国家,这时已远远地跑在了中国的前面。

  盛世已蕴含着衰败,落后就要挨打。到十九世纪中叶,急于向外扩张的英国,以鸦片和炮舰打开了清王朝这个封建专制帝国闭关自守的大门。中国社会的发展进程,被突如其来的外来因素打断了。

  在此之前,中国封建社会内部商品经济的发展,已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刺激这种发展,对中国社会经济起到很大的分解作用。一方面,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基础;一方面,则促进中国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给资本主义的发展造成某些客观的条件和可能。

  这种情形,给中国社会带来了两个方面的重大变化。

  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刺激和中国封建经济结构的某些破坏,在十九世纪下半叶,一些商人、地主和官僚投资于新式工业,中国的资本主义生长起来并得到初步发展。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虽然促进了封建社会的解体,但与此同时,封建剥削制度不但依旧保持着,而且同买办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的剥削结合在一起,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占着明显优势。因此,资本主义的发展,并没有使封建的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的中国,而是变成一个半封建的社会。这是一个方面的变化。

  另一个方面的变化,是外国资本主义勾结中国封建势力压迫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外国侵略者的目的不是使中国的民族资本得到发展,而是要寻求更广大的市场,掠夺更多的资源,攫取更丰厚的利润。为了这个目的,外国列强对中国采用军事的、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压迫手段。尽管中国在对外关系中仍保持着独立国家的形式,但在实际上已被纳入不平等条约体系,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遭到严重破坏,清朝政府成为“洋人的朝廷”。这种状况,使中国一步一步地变成一个半殖民地的国家。

  上述重大变化,使中国由一个独立的封建国家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中华民族沦落到深重苦难和极度屈辱的境地。外国资本一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联合压迫,严重地阻碍着中国的社会发展和政治进步,成为民族灾难和人民痛苦的根源。

  这样,中华民族面对着两大历史任务:一个是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一个是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在这两大任务中,前一个任务为后一个任务扫清障碍,创造必要的前提。因此,如何反对外国列强的侵略,摆脱封建专制的统治,改变国家贫穷落后的面貌,解决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问题,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所面临的主要问题。

  严酷的现实,激起中华民族同仇敌忾。外国资本一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变中国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过程,也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从鸦片战争开始,中国人民的反抗斗争从来没有间断过。可是,历次反对外国侵略的战争也好,太平天国的农民战争也好,鼓吹爱国救亡和变法图强的戊戌维新运动也好,号召“扶清灭洋”的义和团运动也好,一次次地都失败了。

  中国人是带着英、美、德、法、俄、日、意、奥八国联军侵占首都北京的民族耻辱进入二十世纪的。那时,展现在中华民族面前的是一片濒临毁灭的悲惨前景。中国人民在进行各种未能成功的反抗之后,又起来革命了。

  二十世纪中国最初的革命领导者,是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随着资本主义近代工业的初步发展,中国社会内部新的社会力量一一无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也初步成长起来,从而引起阶级关系的新变化。但是,由于这时无产阶级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历史使命,因此它所参加的某些斗争,还处在民族资产阶级的影响之下。

  民族资产阶级得到初步发展并登上政治舞台后,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有了新的气象。1905年,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发起成立同盟会,提出了实质上是以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为目标的政治纲领,并努力用革命手段来实现这个纲领。

  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宣告成立。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使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封建专制制度就此结束,民主共和国的观念从此深入人心。辛亥革命开创了比较更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打开了社会进步的闸门,促进了人们的思想解放,并为此后革命斗争的发展,特别是为后来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开辟了道路。从这个意义上说,辛亥革命取得的成功是巨大的。它是二十世纪中国人民在前进道路上所经历的第一次历史性的巨大变化,孙中山因领导这场革命而成为二十世纪初期站在时代前列的伟大人物。

  但是,辛亥革命并没有一个完整而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治纲领,没有形成一个能够胜利地领导这场革命的坚强有力的革命政党。究其根本原因,是领导这场革命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具有很大的软弱性。它同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同占中国人口最大多数的下层劳动群众严重脱离,并害怕发动他们。这样,就使得资产阶级革命派没有力量更没有勇气把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进行到底。

  辛亥革命以同旧的反动势力的妥协而告终,革命的果实落到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手里。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势力没有受到削弱,封建势力依然在中国每一个角落盘根错节。中华民族面临的两大历史任务一个也没有解决,中国人民依然生活在贫穷、落后、分裂、动荡、混乱的苦难深渊中。从这个意义上说,辛亥革命又失败了。它的失败,给中国的先进分子以深刻的启发,使他们逐渐觉悟到必须另外探寻新的救国救民的道路。

  二、五四运动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辛亥革命后的中国呈现出人们完全没有想到的一番景象:与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的倒行逆施相呼应,思想界掀起一股尊孔读经的逆流;从西方学来的多党制、议会制,成为各派军阀、官僚、政客借以争权夺利的工具;1915年日本提出的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再次记录下中国的奇耻大辱;1916年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分成直系、皖系、奉系三大派系,各自割据一方,并以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的争夺为背景,相互之间展开愈演愈烈的军阀混战,使国家陷于长期的分裂和动乱之中。

  面对残酷的现实,资产阶级革命派并不甘于失败。孙中山高举民主革命的大旗,继续为实现真正的民主共和而斗争,但屡遭失败,陷入困境。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满怀着对实行议会制的真诚和期望而奔走呼号,惨遭北洋军阀的卑鄙暗杀。革命党人发动的反对袁世凯的“二次革命”和护法运动等,换来的是反动军阀的疯狂镇压。这样那样的救国方案都试过了,但沉重的失望代替了原先的希望,国家的情况一天比一天糟。在中国的先进分子中,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

  要救国必须寻找新的出路。中国的先进分子从消沉、苦闷和彷徨中走出来,再次在心中燃起热切的期待,一场巨大的革命风暴在孕育之中。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的《青年》(后改为《新青年》)杂志,犹如黑夜中的一道闪电,掀起一场空前的新文化运动的狂飆。这场运动,正是新的革命风暴到来的前奏。

  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家们通过对辛亥革命失败教训的认真思考,认定要建立名副其实的共和国,必须根本改造国民性。他们以进化论观点和个性解放为主要思想武器,大力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向封建礼教提出全面挑战。通过批判封建主义的正统思想——孔学,冲破了遏制新思想的罗网,从而在社会上掀起一股生气勃勃的、革命的思想解放潮流。但是,他们中的一些人在批判封建正统思想的过程中,也发生过片面性的缺点,夸大了东方文化的落后性,甚至把某些优秀的民族文化遗产也当作封建糟粕一概加以否定。这种偏向对新文化运动的发展,有一定的不利影响。

  新文化运动的基本口号是“德先生”(Democracy)和“赛先生”(Science),也就是民主和科学。当封建主义在社会生活中占据支配地位的时候,提倡民主、反对独裁专制,提倡科学、反对迷信盲从,有着巨大的进步意义。

  初期的新文化运动,是资产阶级新文化反对封建阶级旧文化的斗争。但在此时的欧美,资本主义文明的缺陷已经在实际生活中明显暴露出来。1914年至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便是资本主义制度固有矛盾尖锐化的表现。这就逐渐引起新文化运动左翼人士对西方文明价值的怀疑和批判。正是这种怀疑和批判,为他们日后接受马克思主义奠定了思想基础。

  1917年,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十月革命第一次把社会主义从书本上的学说变成活生生的现实。它所取得的历史性胜利不仅唤醒西方的无产阶级,而且也唤醒了东方的被压迫民族。这场在社会主义旗帜下所进行的革命,对中国革命产生了划时代的影响。由于十月革命发生在情况和中国相同(封建压迫严重)或近似(经济文化落后)的北方邻国,因而对中国人民具有特殊的吸引力。一个工人、农民当家作主的新国家的诞生,使正处在苦闷和黑暗中的中国人民看到新的出路和光明前景,给中国先进分子正在苦思焦虑地探索着的种种问题提供合理的解答,更给予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苦斗的仁人志士以新的革命方法的启示。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出现了一批赞成俄国十月革命、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

  李大钊是中国颂扬俄国十月革命的第一人。他在1918年著文指出:十月革命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是“世界人类全体的新曙光”。他预言:“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到这时,中国人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条件逐渐成熟。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在短时间内得到迅速发展,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随之发展壮大起来。到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产业工人已达200万人左右。这个阶级的人数虽然不多,但它同先进的经济形式相联系,是中国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并且,由于它深受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和封建势力的三重压迫,因而更具有强烈的改变现状的要求,在革命斗争中比任何别的阶级都要坚决和彻底。中国工人阶级的成长壮大,以及此时形成的比辛亥革命时期更为庞大的先进知识分子群,为接受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客观的社会基础。

  在各种社会矛盾日益加剧的情况下,中国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出现一个新的远为壮大的阵营。一场新的人民大革命的兴起已不可避免。这场革命以1919年5月爆发的五四运动为起点。

  五四运动的直接导火线是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失败。1919年上半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取胜的协约国一方在巴黎举行“和平会议”。会议不顾属于战胜国一方的中国的权益,规定战败的德国将在中国山东获得的一切特权转交给日本。消息传到国内,激起各阶层人民的强烈愤怒,以学生斗争为先导的五四运动如火山爆发般地开始了。

  5月4日,北京学生3000余人在天安门前集会,游行示威,掀起爱国风暴。在北洋军阀政府的严厉镇压下,这场风暴一度转入低潮。从6月3日起,学生重新走上街头讲演,又有大批学生被捕。在此重要关头,工人阶级开始以独立的姿态登上政治舞台。从6月5日起,上海工人举行声援学生的罢工,参加人数达六七万。随后,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如燎原烈火蔓延全国,扩展到20多个省、市的100多座城市。五四运动突破青年知识分子的狭小范围,发展成为有工人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参加的全国规模的群众性革命运动。运动的中心由北京转移到上海,斗争的主力由学生逐渐转向工人。

  北洋政府迫于人民群众的压力,不得不于6月10日释放被捕学生,宣布罢免亲日派官僚。6月28日,中国代表终于没有出席巴黎和约的签字仪式。

  五四运动是中国革命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它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五四运动的伟大历史意义,在于它带着为辛亥革命还不曾有的姿态,这就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对帝国主义和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对封建主义。

  在五四运动中,青年学生亲眼看到工人阶级表现出来的伟大力量。一些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开始“往民间去”,到工人中去开办学校、组织工会。这些人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骨干。

  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中国的先进分子从巴黎和会的实际教训中,进一步认识到帝国主义列强联合压迫中国人民的实质。1920年四五月间,《东方杂志》、《新青年》等刊物刊登苏俄政府发表的第一次对华宣言。这个宣言宣布“废弃(沙俄在中国境内享有的)一切特权”。中国人民从苏俄政府对待中国的态度中,对社会主义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和感触。这对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的进一步传播,给予了有力的推动。因此,五四运动以后新文化运动的突出特点,是研究和宣传社会主义逐渐成为进步思想界的主流。

  那时,各种社会主义的观点在刊物上纷然杂陈。然而,马克思主义以其先进性、科学性和革命性吸引着中国的先进分子。他们经过深思熟虑和反复比较,最终选择科学社会主义,先后确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念。这是五四运动以后新文化运动发展的基本特征。

  在五四运动以后的马克思主义传播中,李大钊起了主要作用。1919年,他在《新青年》上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比较全面地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经济学说和社会主义理论。1920年9月,陈独秀发表《谈政治》一文,明确宣布承认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即生产阶级)的国家,表明他已从激进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湖南学生运动领袖毛泽东在第二次到北京期间,热心搜寻并阅读中文本的共产主义书籍,建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念。邓中夏、蔡和森、恽代英、翟秋白、周恩来、赵世炎、陈潭秋、向警予、高君宇、何孟雄、王尽美、邓恩铭、李达、李汉俊等,也先后成为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者。一些老同盟会会员如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等,也在这时开始确立对马克思主义的信念。这些有着不同经历的先进分子殊途同归的事实表明,认定科学社会主义指引的道路,是他们自觉地在实践中经过反复比较作出的历史性选择。

  中国的先进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从一开始就不是把它当作单纯的学理来探讨,而是把它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他们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积极投身到现实斗争中去,注意同工人群众结合,同中国实际结合。这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思想运动一开始就具有的一个特点和优点。

  三、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民主革命纲领的制定

  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及其同工人运动的初步结合,随着一批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先进知识分子的出现,建立新型的工人阶级政党的任务提上了日程。

  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得到了列宁领导的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成立于1919年3月)的帮助。1920年4月,经共产国际批准,俄共(布)远东局派维经斯基等人来华。他们先后在北京、上海会见李大钊和陈独秀,讨论建立共产党的问题,并帮助进行建党的准备工作。

  中国共产党的最早组织是在上海建立的。1920年8月,上海共产党组织正式成立,陈独秀任书记。它起到了在全国范围内建党的发起组和联络中心的作用。10月,北京共产党组织成立,李大钊为书记。1920年秋至1921年春,武汉、长沙、济南、广州等地先后建立起共产党的地方组织。在欧洲和日本,中国留学生和侨民中的先进分子也建立了共产党的组织。

  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以后,主要开展了几个方面的活动:一是宣传马克思主义,组织进步青年学习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的实际问题。二是同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展开论战,帮助一批进步分子划清科学社会主义同其他社会主义派别的界限,最终走上马克思主义的道路。三是通过在工人中进行宣传和组织工会的工作,使工人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教育,阶级觉悟有所提高。四是建立青年团组织,组织团员学习马克思主义,参加实际斗争,为党培养后备力量。

  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所进行的这些活动,有力地促进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传播及其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使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的条件基本上具备了。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最后一天的会议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举行。参加会议的各地代表是:李达、李汉俊(上海),张国焘、刘仁静(北京),毛泽东、何叔衡(长沙),董必武、陈潭秋(武汉),王尽美、邓恩铭(济南),陈公博(广州),周佛海(旅日)。包惠僧受在广州的陈独秀派遣,也参加了会议。他们代表着全国50多名党员。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科尔斯基列席会议。

  大会确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党的纲领是“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直到阶级斗争结束”,“消灭资本家私有制”,以及联合第三国际。大会讨论了实际工作计划,决定集中精力领导工人运动,组织工会和教育工人。大会选举产生了党的领导机构——中央局,陈独秀为书记,李达、张国焘分管宣传和组织工作。

  党的一大正式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这次大会是在反动统治的白色恐怖下秘密举行的,除了会场一度遭到暗探和巡捕的骚扰外,在社会上没有引起任何注意,好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但是,就在这时,一个新的革命火种却已在沉沉黑夜中点燃起来。从此,在古老的中国大地上出现了完全新式的、以马克思主义为行动指南的、统一的和唯一的中国工人阶级的政党。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适应了近代以来社会进步和革命发展的客观要求,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最先进的阶级工人阶级的政党,不仅代表着工人阶级的利益,而且代表着整个中华民族的利益。中国共产党从一开始就拥有马克思主义这个最先进的思想武器,因而能够为中国革命指明前进的方向。正是这个党,给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带来光明和希望。虽然这时它的力量还很弱小,但它满怀信心地以改造中国为己任,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和人民的共同富裕,开始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历程。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目就焕然一新。

  但是,中国共产党是在幅员广大、人口众多、情况复杂、经济文化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开展活动的,从何处着手进行革命,如何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正确地结合起来,搞清楚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区别和联系,制定出符合国情的民主革命纲领,需要有一个探索的过程。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注意在斗争实践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观察和分析中国面临的实际问题。党逐渐认识到,中国人民所受的最大痛苦,还不是一般的资本主义剥削,而是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封建军阀的统治。1922年1月,中国共产党派代表出席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这次大会根据列宁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理论,指明中国“当前的第一件事便是把中国从外国的羁轭下解放出来,把督军推倒”,建立一个民主主义共和国。这对于党制定当时的革命纲领给予了直接的帮助。

  1922年7月16日至23日,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12人,代表全国195名党员。大会通过对中国经济政治状况的分析,揭示出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指出党的最高纲领是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但在现阶段的纲领即最低纲领是:打倒军阀;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这样,二大就在全国人民面前第一次提出明确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

  党的二大通过的决议案提出把党建设成为一个革命的群众性的无产阶级政党的任务,提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是无产阶级的忠实代表,旗帜鲜明地展示了党的先进性。大会通过了党的第一个章程。

  二大还通过决议案,确认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这在当时是必要的选择,对后来的中国革命产生过积极作用,但也带来过消极方面的影响。

  二大选出由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高君宇、邓中夏五名委员和三名候补委员组成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会推选陈独秀为委员长。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建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集中力量从事工人运动。在党的领导下,以1922年1月香港海员罢工为起点,掀起中国工人运动的第一个高潮。在持续十三个月的时间里,全国发生大小罢工100余次,参加人数在30万以上。其中,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开滦煤矿工人大罢工最具代表性,充分显示出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的力量。

  1923年2月4日爆发的京汉铁路三万名工人大罢工,使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达到顶点。2月7日,在帝国主义势力的支持下,军阀吴佩孚调动军警在京汉铁路沿线血腥镇压罢工工人。京汉铁路总工会江岸分会委员长、共产党员林祥谦和京汉铁路总工会与湖北省工团联合会法律顾问、共产党员施洋等先后被杀害。二七惨案发生后,全国工人运动暂时转入低潮。

  这个时期党领导的工人斗争,提供了重要的经验教训:第一,中国革命的敌人是异常强大的。为了战胜强大的敌人,仅仅靠工人阶级孤军奋战是不够的,必须争取一切可能的同盟者。第二,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工人没有起码的民主权利,几乎所有规模较大的工人斗争都遭到反动军警的镇压,因此,没有革命的武装斗争,仅仅依靠罢工或其他合法斗争是不行的。中国共产党人正是带着这些经验教训,进入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大革命时期。

  四、第一次国共合作和大革命的兴起

  1924年至1927年,一场以推翻帝国主义在华势力和北洋军阀为目标的革命运动,似滚滚洪流席卷中国大地,人们通常把它称为“大革命”或“国民革命”。

  这时的各种革命力量,远不如统治着中国的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强大。党认识到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的重要性,决定采取积极步骤去联合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国民党。

  正在这时,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于1923年1月根据马林的提议作出的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关系的决议传到中国,对促进国共合作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此时的国民党大体上是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政党。它在几经挫折后,没有多少实力,而且成分复杂,组织松散。但它有几个不容忽视的优势:一是它的领袖孙中山在人们心目中是中华民国的缔造者,他所领导的国民党在社会上是有威信的。二是在中国南方建起了一块能够容纳各种革命力量进行活动的根据地,拥有一支数万人的军队。三是孙中山在经历多次挫折后,深感其领导的革命必须改弦易辙,真诚地欢迎共产党员同他合作,欢迎苏联援助中国革命。因此,中国共产党在准备建立统一战线时,首先同国民党合作是经过慎重选择的。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于1923年6月12日至20日在广州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代表30多人,代表党员420人。大会正确地估计了孙中山和国民党的革命立场,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实现国共合作。三大还明确规定,在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时,党必须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保持自己的独立性。

  三大选出新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举陈独秀、蔡和森、谭平山、毛泽东、罗章龙组成中央局,选举陈独秀为委员长。

  三大以后,国共合作的步伐大大加快。1923年10月初,应孙中山的邀请,苏联代表鲍罗廷到达广州,不久被聘为政治顾问。国民党的改组很快进入实行阶段。

  1924年1月20日至30日,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由孙中山主持在广州举行。出席开幕式的代表165人中,有共产党员20多人。李大钊被孙中山指定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大会通过的宣言,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作出新的解释。民族主义突出反对帝国主义的内容;民权主义强调民主应为“一般平民所共有”;民生主义则以“平均地权”、“节制资本”为两大原则。这个新三民主义的政纲同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阶段的纲领是基本一致的,因而成为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

  国民党一大在事实上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革命政策。大会选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共产党员李大钊、谭平山、毛泽东、林伯渠、瞿秋白等十人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或候补委员,约占总数的四分之一。虽然国民党内部情况相当复杂,但它已开始成为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联盟。

  国民党一大的成功,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这次合作实现后,以广州为中心,汇集全国的革命力量,很快开创出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新局面。

  国共合作的实现,促进了工农运动的恢复和发展。

  1924年7月,在广州沙面租界爆发数千名工人参加的政治大罢工。1925年5月在广州举行的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上,成立了中华全国总工会。1924年7月起,在广州开办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先后由共产党人彭湃、阮啸仙、毛泽东等主持,培养了一批农民运动的骨干。

  在共产党人的建议下,国民党一大决定创办一所陆军军官学校(校址在广州附近的黄埔,通称黄埔军校)。1924年5月,黄埔军校开学,孙中山兼任总理,蒋介石为校长,廖仲恺为党代表。11月,旅法归来的周恩来(中共广东区委委员长)出任军校政治部主任,开展了卓有成效的政治工作。中国共产党从各地选派党、团员和革命青年到黄埔军校学习。在第一期学生中,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有56人,占总数的十分之一。

  在国共两党的共同努力下,国民革命的思想由南向北,在全国范围内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广泛传播着。1924年10月,具有进步思想的将领冯玉祥发动政变,推翻直系军阀控制的北京政府,一时控制了北京、天津一带,并把所部改编为国民军。他电请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11月,孙中山离广州北上,沿途宣传召开国民会议和废除不平等条约的主张,形成广泛的政治宣传运动。

  在中国大地上出现一股向着帝国主义和军阀势力猛烈冲击的革命洪流的同时,一股反革命逆流也逐渐显现出来。国民党内部的左右派进一步分化,国共关系逐步复杂化。中国革命面临许多新的问题需要给予回答。

  1925年1月11日至22日,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20人,代表党员994人。这次大会的历史功绩是,总结国共合作一年来的经验教训,提出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和工农联盟问题,并对民主革命的内容作了比较完整的规定,指出在反对帝国主义的同时,还要反对封建的军阀政治和经济关系。但对如何正确处理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过程中的种种复杂问题,大会没有作出具体回答,对建立政权和武装的极端重要性仍缺乏认识。

  四大选出新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举陈独秀、张国焘、彭述之、蔡和森、翟秋白组成中央局,选举陈独秀为总书记。

  党的四大结束后不到两个月,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引起全国人民的巨大悲痛。国共两党组织各界人民举行哀悼活动,广泛传播孙中山的遗嘱和革命精神,形成一次声势浩大的革命宣传活动。国民革命的呼声在全国各地更加高涨。一场新的大规模的革命风暴就要来临。

  全国范围的大革命高潮,是从1925年的五卅运动开始的。5月15日,上海内外棉七厂工人顾正红(共产党员)被日本资本家枪杀。5月28日,中共中央决定30日在租界内举行大规模的反帝示威活动。5月30日,上海工人和学生举行街头宣传和示威游行,租界的英国巡捕在南京路上突然开枪,打死13人,伤者不计其数。此后几天,在上海和其他地方又连续发生英、日等国军警枪杀中国人的事件。这些事件,激起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怒,形成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的抗议运动。全国各地约有1700万人直接参加了运动,从通商都市到偏僻乡镇,到处响起“打倒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怒吼。

  五卅惨案的消息传到南方,形成有25万人参加的规模宏大的省港大罢工。罢工工人代表大会决定成立省港罢工委员会,由共产党员苏兆征担任委员长,处理罢工事宜,对香港实行封锁。在广州革命政府的支持下,省港大罢工坚持十六个月之久。有组织的罢工工人成为广州革命政府的有力支柱。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五卅运动的过程中得到很大发展。到1925年底,党员人数增加到一万,一些原来没有党组织的地方建立起党的组织。

  在五卅运动蓬勃发展的有利形势下,1925年7月1日,国民政府在广州建立,汪精卫当选为主席,鲍罗廷被聘为高等顾问。国民政府成立后,将黄埔军校校军和驻广东的粤军、湘军、滇军先后改编为国民革命军6个军,共8.5万人。共产党员周恩来等担负起国民革命军中的政治工作。在此前后,国共两党通力合作,经过两次东征和南征,消灭盘踞东江一带的军阀陈炯明部和广东南路的军阀邓本殷部,并平息滇军、桂军在广州发动的叛乱,统一了广东革命根据地,为举行反对北洋军阀的战争准备了比较可靠的后方基地。

  伴随着革命运动的迅速发展,国民党右派掀起的反共逆流也在滋长。更为严重的是,蒋介石因在创建黄埔军校和统一广东根据地过程中的作用,以及谋取主管军事的权力,其影响和地位已大大增强。他开始加强对共产党的限制,反共面目越来越明显。

  在国民党新老右派变本加厉的反共活动面前,共产国际指示中共中央,共产党如果同国民党新右派进行斗争,必将导致国共关系破裂,因而主张妥协退让。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也坚持这种意见。中共中央只能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使得妥协退让的意见在党内占了上风。

  1926年1月,国民党在广州举行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共中央妥协退让的结果,使国民党右派在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中占了优势。3月18日,国民政府海军局代理局长、共产党员李之龙奉命派中山舰到黄埔后,立刻谣言四起,说是要劫持蒋介石。3月20日,蒋介石以所谓中山舰事件为借口,在广州实行紧急戒严,监视并软禁共产党人,包围省港罢工委员会和苏联顾问办事处。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代表妥协退让的结果,使共产党员被迫退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这一事件后,汪精卫称病去职,蒋介石为取得最高权力又迈进了一步。在5月15日召开的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蒋介石提出所谓《整理党务决议案》。由于中共中央的妥协退让,决议案获得通过,担任国民党中央部长的共产党人都辞去职务,蒋介石却担任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兼军人部长,随后又当上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成为掌握最高权力的人物。

  中山舰事件发生后,蒋介石的立场进一步转到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方面。但是他的实力有限,还需要得到共产党和苏联的支持,因此没有立刻同共产党公开分裂。这时已到北伐战争的前夜。北伐的军事指挥权主要掌握在蒋介石手中这个事实,表明革命形势虽然在迅速发展,但已经埋伏着严重的危机。

  五、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和大革命的失败

  北伐战争的直接打击目标,是受帝国主义支持的北洋军阀,主要有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三派势力,其兵力达70万人。这时,国民革命军除广东原有的6个军外,增加了新归附的第七、第八军,共有10万人左右。针对敌我兵力悬殊的形势,国民革命军在以加伦为首的苏联军事顾问的建议下,制定了集中兵力、各个歼敌的战略方针。

  根据这个战略方针,1926年5月,国民革命军先头部队出兵湖南。7月9日,正式出师北伐。在沿途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下,北伐军势如破竹。到9月6日、7日,两湖战场的北伐军分别占领汉阳和汉口。10月10日攻克已被围困月余的武昌,全歼吴佩孚部主力。江西战场的北伐军也于11月初歼灭孙传芳部主力,占领九江、南昌。福建方面,12月中旬不战而下福州。北方冯玉祥部于9月17日在绥远五原誓师,挥军南下。11月间,国民军联军已控制陕西、甘肃等省。到1926年底,国民革命军已控制了除江苏、浙江、安徽以外的南部各省。冯玉祥的国民军联军也已控制西北地区,准备东出潼关,响应北伐军。北伐战争胜利的大局已定。

  北伐战争能够在短时间内取得如此巨大的胜利,是国共合作结出的丰硕成果。在北伐过程中,国共两党之间虽存在矛盾,但基本上是团结的,仍能集中力量共同对敌。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在作战中舍生忘死,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共产党员叶挺领导的独立团,成为赢得“铁军”称号的第四军中英勇善战的一支部队。共产党人进行的卓有成效的政治工作,使北伐军的许多指战员有着明确的革命目标和不怕牺牲、英勇作战的革命精神。共产党人还在发动工农群众方面作出巨大贡献,使北伐军所到之处,都能得到广大工人、农民和其他革命群众的直接支援。此外,苏联军事顾问的帮助和苏联提供的物资援助,对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也起了重要的作用。

  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工农运动以空前的规模迅速高涨起来。在湖南、湖北、江西等省广大农村,到处燃起革命的烈火。农民建立自己的政权和武装,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把统治几千年的封建特权和土豪劣绅打得落花流水,真正做到了“一切权力归农会”,造成一个空前的农村大革命的局面。在城市,工人在工会组织的领导下,仿效省港大罢工的经验,组织武装的纠察队。一些城市相继举行罢工,大都取得胜利。1926年10月和1927年2月,上海工人两次发动的武装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在革命群众中产生很大影响。群众性的反帝斗争蓬勃展开,推动国民政府收回了汉口、九江的英租界。

  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和工农运动的高涨,未能遏制革命阵营内部的危机。蒋介石进一步加紧对军队和政权的控制,实力迅速膨胀。帝国主义列强认定蒋介石等所代表的势力同样是反共的力量,开始对他们进行拉拢。不少原来属于北洋军阀或地方军阀的军队纷纷接受蒋介石的改编,一批批政客、官僚也投靠到蒋介石身边。

  在这种背景下,蒋介石的反共面目公开暴露出来。他提出要把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迁到北伐军总司令部所在地南昌,以便置于他的直接控制之下。在他的指使下,赣州、九江、安庆等地都发生杀害共产党人和捣毁总工会、国民党左派控制的党部等严重事件。南方革命阵营分裂的明朗化,表明蒋介石右派集团的公开叛变只是时间问题了。

  这时,共产党人本来应该而且有可能直接掌握更多的军队和一部分地方政权,以便应付可能发生的突然事变。可是,中共中央忽视对军队的争取,片面地着重于民众运动。结果,当蒋介石发动突然袭击时,中共中央不仅在精神上缺乏准备,而且在实际力量对比上难以组织起有力的反抗。大革命走向失败的趋势,已很明显了。

  面对革命阵营随时可能发生分裂的严重局面,中共中央于1926年12月13日召开特别会议。陈独秀提出既要防止“军事政权”的“向右”,又要防止民众运动的“向左”。在迫在眉睫的危局中,这次会议没有能够解决党如何生存并坚持斗争的问题,反而决定对群众运动采取消极压制的方针,造成的后果极其严重。会后,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方针开始在实际工作中得到贯彻。

  对于这种右倾错误,党内一部分同志进行了抵制和反对。毛泽东在1927年初对湖南农民运动进行32天考察。他在所写的考察报告中,尖锐地批驳党内外对农民运动的种种责难,论述了农村革命的伟大意义。瞿秋白等也对右倾错误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批判。

  1927年3月21日,当北伐军推进到上海近郊时,英勇的上海工人在陈独秀、罗亦农、周恩来、赵世炎、汪寿华等组成的特别委员会领导下,发动总罢工,随即转为武装起义,由周恩来担任总指挥。经过三十多个小时的战斗,占领上海除租界以外的地区,并成立上海特别市临时市政府。这次起义的胜利,充分显示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

  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胜利后,屯兵上海南郊的北伐军开进市区。3月24日,北伐军占领南京。当天下午,游弋在长江江面的英、美军舰借口保护侨民,猛烈炮轰南京,造成中国军民严重伤亡。南京事件后,蒋介石加快了勾结帝国主义实行反共的步伐。4月初,蒋介石等在上海举行秘密会议,决定用暴力手段实行“清党”。

  中共中央和中共上海区委对蒋介石的阴谋活动有所觉察,力图巩固革命成果。但共产国际仍对蒋介石抱有期望,不赞成同蒋破裂。这样,由陈独秀出面,同刚从海外归国的汪精卫于4月5日发表联合宣言,把“国民党领袖将驱逐共产党,将压迫工会与工人纠察队”说成是“谣言”,要求“不听信任何谣言”。汪陈宣言的发表,使一部分共产党员放松警惕,误以为局势已经缓和下来。

  4月12日,蒋介石突然在上海向革命群众举起屠刀,发动反革命政变。随后,在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广东、广西等省也相继以“清党”为名,大规模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仅广东一地,被捕杀者就达2000多人。北方的奉系军阀张作霖也捕杀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4月28日,李大钊在北京英勇就义。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后,国内政局迅速逆转。除以张作霖为首的北京政府外,蒋介石于4月18日在南京另行成立“国民政府”,以与武汉的国民政府相对立。这就在全国形成了北京、南京和武汉三个政权对峙的局面。

  这时的武汉政府基本上还是革命的政府,直接管辖湖北、湖南、江西三省。中共中央迁到武汉后,继续同在武汉的国民党人合作。

  在革命的紧要关头,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在武汉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80多人,代表党员57967人。大会未能对武汉政府的各派作出正确的分析,导致了对汪精卫一派的右倾迁就政策,未能在党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为全党指明方向。

  党的五大第一次选举了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中央委员会选举了中央政治局,并选举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组成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陈独秀为总书记。五大产生的中央领导机构,未能解决全党坚强有力的领导问题,自然无法遏制愈来愈恶化的局势。

  党的五大闭幕后,武汉政府所辖地区的危机越来越严重,反共事件不断发生。在这种情况下,鲍罗廷和陈独秀等仍企图以让步来拉住汪精卫集团。党内对陈独秀右倾错误的不满越来越强烈。7月中旬,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指示,中共中央实行改组,由张国焘、李维汉、周恩来、李立三、张太雷五人组成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务委员会。7月13日,中共中央发表宣言,强烈谴责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已在公开地准备政变,决定撤回参加国民政府的共产党员,同时声明共产党将继续支持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愿意同国民党内的革命分子继续合作。这个宣言虽然发得迟了一点,但对振奋党内的革命精神起了积极的作用。

  7月15日,汪精卫召开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正式同共产党决裂。第一次国共合作终于全面破裂,持续三年多的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最后失败了。

  这次大革命失败的原因,从客观上说,一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联合力量比革命阵营的力量要强大得多,并且有更多的政治经验;二是国民党背信弃义地对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工农群众发动突然袭击。在主观上,是陈独秀等人在后期犯了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

  在大革命的初期和中期,党的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因而获得很大的胜利。但是,这时的党终究还处在幼年时期,是在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方面都缺乏经验的党,是对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和规律都懂得不多的党,是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还没有较深刻了解的党。因此,党的中央领导机关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动摇不定;在大革命的后期,受了反革命势力的欺骗,没有能够领导全党采取果断有力的措施,革命遭到失败就难以避免了。

  中国共产党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直接受共产国际的指导。共产国际及其代表虽然对大革命起了积极的作用,但由于他们并不真正了解中国的情况,也作出过许多错误的指示,出了一些错误的主意。幼年的中国共产党,还难以摆脱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这对酿成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有直接影响。

  曾经造成很大声势并取得重大成果的大革命虽然失败了,但它仍然具有深远的意义。通过这场大革命,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反帝反封建的主张成为广大人民的共同呼声,党在群众中的政治影响迅速扩大,党的组织得到很大发展,千百万工农群众开始在党的领导下组织起来,党还开始掌握一部分军队。尤其是通过革命胜利和失败的反复,党经受了深刻的锻炼和严峻的考验。所有这一切,为党领导人民把革命斗争推向新的阶段准备了条件。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评论文章篇4

  党的十四大明确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大会要求,围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要抓紧制定总体规划,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相应的体制改革和政策调整。

  1993年6月,中央决定加强宏观调控力度,突出抓金融工作,并颁布了一系列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措施。这主要包括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整顿金融秩序和流通环节,控制投资规模,加强价格监督等。

  这次宏观调控,除采取必要的行政手段和组织措施外,主要着眼于从加快新旧体制转换中找出路,运用经济办法把改进和加强宏观调控、解决经济中的突出问题,变成加快改革、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动力。

  1993年11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使党的十四大提出的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和基本原则具体化。决定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为实现这个目标,必须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方针,进一步转换国有企业经营机制,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这个决定勾画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规定了国有企业改革的基本方向,是90年代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行动纲领。

  按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从1994年起,国有企业改革从以往的放权让利、政策调整进入到转换机制、制度创新阶段。国务院和各地先后选择2700多户国有企业进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试点,同时推出公司制、股份制改革,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进行了有益探索。同时,党中央和国务院还大力推进财政、税收、金融、外贸、外汇、计划、投资、价格、流通、住房和社会保障等方面体制改革。广大干部群众情绪高涨,中国大地呈现改革开放全面推进、经济建设迅猛发展的蓬勃景象。

  1995年9月,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通过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九个五年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并提出要实现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粗放型增长向集约型方式的两个根本转变。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评论文章篇5

  正确认识党和人民事业所处的历史方位和发展阶段,是中国共产党明确阶段性中心任务、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根本依据,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建设、改革不断取得胜利的重要经验。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广大人民群众的创造活力得到充分释放,生产力获得新的解放,国家面貌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改革开放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不断推进,迫切需要党在深刻分析基本国情、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以及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本路线,从理论和实践上进一步作出明确回答。

  “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还处在初级阶段。我们必须从这个实际出发,而不能超越这个阶段”“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坚持改革开放这两个基本点,相互贯通,相互依存,统一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实践”……1987年10月25日至11月1日,党的十三大作出的重大判断和科学论断,引起会场内外强烈共鸣。

  党的十三大报告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概括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确定了“三步走”发展战略。在实践探索和理论创新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日益深化。“党的十三大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中形成发展起来的一系列科学理论观点作出归纳和概括,使改革开放有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张占斌说。

  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下,经过全国各族人民的艰苦奋斗,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实现历史性提升,一个生机盎然的社会主义中国巍然屹立于世界东方。随着时间推移,党的十三大作出的理论创新愈发彰显出深邃的历史穿透力,转化成改造客观世界的强大动力。

  历史车轮滚滚向前,时代潮流浩浩荡荡。我们要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基本国情,牢牢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牢牢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这个党和国家的生命线、人民的幸福线,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评论文章篇6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从播下革命火种的小小红船,到领航复兴伟业的巍巍巨轮,在百年奋斗历程中,我们党领导人民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书写了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留下了弥足珍贵的宝贵经验和精神财富。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一部丰富生动的教科书”。用党的伟大成就激励人,用党的优良传统教育人,用党的成功经验启迪人,用党的历史教训警示人,能够让我们认清历史方位,汲取前行的智慧与力量。

  从1921年到2021年,中国共产党走过了整整一百年的历程。这是用鲜血、汗水、泪水、勇气、智慧、力量写就的百年;是筚路蓝缕、披荆斩棘、艰苦创业、砥砺前行、充满艰险、充满神奇的百年;是苦难中铸就辉煌、挫折后毅然奋起、探索中收获成功、失误后拨乱反正、转折中开创新局、奋斗后赢得未来的百年。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的主题和主线;“不懈奋斗史”“理论探索史”“自身建设史”,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的主流和本质;把革命、建设、改革、复兴事业不断推向前进,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的鲜明特征;逐步实现救国、兴国、富国、强国的奋斗目标,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的庄严使命。

  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可以划分为四个历史时期:从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建立至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从1949年10月至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从1978年12月至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召开,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从2012年11月至今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在这四个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完成和推进了四件大事。四件大事铸就了中国共产党百年辉煌。

  翻天覆地: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推进富国大业

  如何结合国情,在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里,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是一件极不容易的事情。既然是探索,就会有失误。我们党在取得探索成果的同时,从1958年以后也开始出现失误甚至是严重失误,发生了“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挫折以及影响全局长达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内乱。面对“左”的错误造成的严重后果,我们党进行了深刻反思。1978年9月16日至18日,邓小平同志在东北考察时讲:“社会主义要表现出它的优越性,哪能像现在这样,搞了二十多年还这么穷,那要社会主义干什么?”同年12月13日,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这就是那篇著名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他强调指出:“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这个讲话实际上成为此后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成为新时期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宣言书。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面对“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危难局面,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刻总结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借鉴世界社会主义历史经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明确提出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定“三步走”发展战略,确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深刻揭示社会主义本质,创立邓小平理论,科学回答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在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中成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1989年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后,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面对国内外纷繁复杂的形势,在世界社会主义出现严重曲折的严峻考验面前,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坚定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依据新的实践确立党的基本纲领、基本经验,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和基本框架,确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提出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形成“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开创了全面改革开放新局面,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

  2002年党的十六大后,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紧紧抓住和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积极推进实践创新、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加快生态文明建设,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推动建设和谐世界,推进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形成科学发展观,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实践中,成功坚持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我国经济得到快速发展,社会保持长期稳定。从1978年至2012年,我国经济高速增长,国内生产总值先后超过意大利、法国、英国、德国,2010年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同时,出口超过德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成为18世纪工业革命以来继英国、美国、日本、德国之后的“世界工厂”,并于2010年跨入上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

  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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