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势与政策论文18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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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形势与政策论文

　　【摘 要】2019年年底，新冠疫情在湖北省发生并向全国迅速蔓延，疫情对我国经济造成较大冲击，为了战胜疫情同时推动我国经济继续保持高质量发展，政府和相关部门采取更加积极有力的财政政策和更加灵活适度的货币政策。论文主要以新冠疫情对经济产生的影响为切入点，分析了我国采取的货币政策，并探讨了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为提高货币政策效率和促进经济的恢复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Abstract】Attheendof2019，COVID-19brokeoutinHubeiProvinceandspreadrapidlyacrossthecountry.TheepidemichashadamajorimpactonChina'seconomy.InordertoovercometheCOVID-19andmaintainhighqualityeconomicdevelopment，thegovernmentandrelevantdepartmentshaveadoptedmoreproactivefiscalpoliciesandmoreflexibleandappropriatemonetarypolicies.BasedontheimpactofCOVID-19ontheeconomy，thispaperanalyzesthemonetarypolicyadoptedinChina，discussestheeffectivenessofmonetarypolicy，andputsforwardrelevantpolicysuggestionsforimprovingtheefficiencyofmonetarypolicyandpromotingeconomicrecovery.

　　【關键词】新冠疫情;货币政策;有效性;经济

　　【Keywords】COVID-19epidemicsituation;monetarypolicy;effectiveness;economic

　　【中图分类号】F82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1069（2020）10-0106-02

　　1新冠疫情下我国货币政策的调整及其有效性分析

　　1.1新冠疫情下我国货币政策的调整情况

　　2020年2月21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更加灵活适度，缓解融资难融资贵”，进一步引导我国宏观经济发展方向，降低疫情对我国经济的负面影响，使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正常的轨道，我国综合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具体如表1所示。

　　从表1可以看出，央行为增加市场流动性释放近4万亿长期资金，推动利率持续下行，利用LPR传导机制，将利率转向了贷款市场利率，降低了企业贷款成本，同时运用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例如，实施普惠小微企业贷款延期支持工具和普惠小微企业信用贷款支持计划，加大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2020年我国广义货币供应量持续增加，截至2020年6月，M2供应量为213.49万亿元，增速基本平稳。

　　1.2货币政策调整的有效性分析

　　货币政策有效性是指实施现行的货币政策达到货币当局预期目标的有效程度。为了考察我国现行的货币政策的有效性，本文主要从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充分就业、国际收支平衡4个方面进行分析。

　　第一，经济增长。近些年，我国GDP整体上保稳定增长，增长幅度放缓，由于新冠疫情的爆发，2020年我国GDP第一季度出现明显下滑，当季值为20.65万亿元人民币，同比下降6.8%，第二季度得到好转，但GDP同比增速仅为3.2%（见图1）。

　　第二，物价稳定。2019年CPI保持稳定增长的态势，但受疫情的冲击，2020年CPI、RPI指数持续回落，主要受食品类价格变化影响，带来通货紧缩风险，市场需求偏弱，直至6月CPI、RPI指数才初步回升（见图2）。

　　第三，充分就业。2019年，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失业率指标走势平稳，全年保持在5.1%左右，2020年2月受到春节和疫情的冲击，失业率出现明显的增长，上升0.9个百分点，随着疫情得到防控以及货币政策调整，企业复工复产，3月就业形势得到好转，失业率逐步回落，但回落速度缓慢（见表2）。

　　第四，国际收支平衡。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范围内迅速蔓延，世界经济增长低迷，国际经贸摩擦加剧，我国经济面临的下行压力增大，进出口负面冲击加大，贸易增速明显下降，外汇储备出现回落，增速明显下降（见图3）。

　　总体而言，随着一系列货币政策的贯彻落实，第二季度GDP增长情况得到好转，经济进入复苏阶段，企业加快复工复产，就业形势总体上得到好转，但是积极的货币政策对经济的刺激依旧不足，市场需求不足，物价水平波动幅度较大，失业率水平仍旧偏高，进出口贸易压力较大。

　　2我国货币政策有效性不足的原因分析

　　2.1金融市场体制不健全

　　金融市场与货币政策传导及发挥作用关系密切，金融市场发达程度直接影响货币政策实施的有效性。我国金融市场起步晚、规模小，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运行不畅，金融市场体制较为落后，使得货币政策传导具有滞后性，影响货币政策实施效果。除此之外，货币政策实施过程中相关的监管机制不完善，监管力度薄弱，交易主体不规范，从而使得货币政策传导受到制约。

　　2.2中央银行调控能力偏弱

　　中央银行作为金融的管理者和监督者，金融服务水平有待提高，服务深度和广度都不够，信贷业务发展不平衡，信贷调控方式不健全，造成部分资金没有真正流向实体经济。市场流动性不足，资金使用效率不高，价格机制发挥调节作用受到限制，结构性调整不理想。另外，外汇占款对基础货币投放影响较大，国际形势复杂多变带来国际贸易面临压力增加，导致中央银行受到外部制约因素影响加大，宏观调控能力削弱。

　　3提高我国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对策建议

　　3.1提高央行调控灵敏性

　　货币政策传导过程具有复杂性和多变性，所以央行必须深刻认识国际形势，准确把握住全球宏观经济的走势，避免传导过程中出现滞后性和超前性的现象，发挥货币政策最优效果。当前，货币政策需要注意全球经济出现下滑现象，需要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实施扩张性货币政策，合理控制市场实际利率、政策目标，同时关注金融经济周期的拐点，推动企业复工复产，加快经济复苏脚步。

　　3.2优化货币政策传导机制

　　完善我国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功能，扩大市场规模，加大市场间联动性，促进政策工具协调运转，确保货币政策信号能够通过金融市场传导到实体经济。首先，转变货币政策的中介指标，采用利率调节货币政策，加快利率市场化改革，健全利率传导机制，减小企业融资成本。其次，通过价格机制稳定实体经济，利用市场资源配置的积极效应，实现产出增加，促进宏观经济稳定运行。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研究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工作时的讲话[J].求是，2020（4）.

　　【2】蔡昉.长远来看疫情不会削弱我国经济增长潜力[N].中国日报（全球版），2020-02-12.

　　【3】安国俊，贾馥玮.新冠疫情对经济的影响分析及对策研究[J].金融理论与实践，2020（03）：45-51.

第2篇: 形势与政策论文

　　摘要：新冠肺炎疫情导致全球供应链出现断裂现象。尤其是防疫物资运不进疫区等敏感问题，敦促各国反思供应链的再配置以及公共危机应急保障产业的全供应链本土布局。毫无疑问，疫情背景下有逆全球化特征的供应链再配置正在悄悄进行，客观上在改变世界。本文从经济、价值和规则三个视角深入分析全球化的运行逻辑，考察中国现阶段的供应链配置情况，认为引导供应链的布局要务实和切中要害，注重构建有主题的工业园区形成供应链的集聚，以综合成本优势吸引更多的国际资本，重金投入数字产业的研发和创新，并紧密结合结构性改革中的机制优化，注重以资本优势升级中国的数字产业以支撑经济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疫情;全球化;逆全球化;供应链

　　 作者简介：欧纯智，贵州师范学院商学院特聘教授，华夏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特约研究员（贵州550018）;贾康，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士研究生导师，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北京100061）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下的城镇化质量提升与消费结构优化耦合研究”（14BJL070）

　　 DOI编码：10.19667/j.cnki.cn23-1070/c.2020.04.002

　　 引言

　　 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肆虐中华大地，3月起疫情在世界各国蔓延传播，各国纷纷闭关锁国，生产停滞，全球供应链几近处于断裂边缘，失业率飙升，经济遭受重创，新冠疫情创造出一个不再那么开放繁荣和自由的世界。①针对此种情况，2020年4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提出保持我国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性和竞争力，促进产业链协同复工复产达产，紧扣“六保”的首要任务——“保就业”。

　　 有关全球化和供应链的课题，学界已经积累丰硕成果。全球化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过程实践和谈判的结果。①虽然经济收益是全球布局供应链的首要考量，但意识形态也会影响全球化的配置以及全球化下社会和制度结构的转变。②对逆全球化不要轻易尝试，闭关锁国有可能导致一国内部产生过度竞争，社会分层和不平等等问题。③常态下有关供应链配置标准的问题④也是众说纷纭，环境可持续性、⑤成本、⑥效率质量利润、⑦客户满意度，⑧都会影响供应链的全球配置。然而在非常情势下，供应链有中断的风险，比如本次疫情，應该有提前建立的预案和应急应变体系。⑨此外，在工业4.0的大背景下，高科技能够影响全球供应链的配置布局，比如知识技术的转让创新。⑩

　　 从表象上看，主导全球化、供应链配置布局的因素很多，但认真对其梳理，我们可以发现，潜伏在表象之下的深层逻辑一直在支配全球化运行。

　　 一、全球化的深层运行逻辑

　　 疫情造成的全球供应链断裂迹象，敦促各国反思供应链的再配置问题，掀起逆全球化浪潮。实际上，以美国为首的逆全球化现象早在特朗普上任之初就已经出现，只是疫情加剧了这一现象。有关未来全球经贸的发展趋势，（11）近期内取决于对疫情的防控，而长期看，还要取决于各国在政治、经济、制度诸方面的综合应对。疫情背景下，大国关系可能调整甚至重组，国际协调应急合作机制并重新建构的可能，全球供应链配置也可能进行结构性调整。全球化将何去何从？

　　 （一）全球化会结束吗？

　　 全球化是人类从各个彼此隔绝的地域、国家和民族走向全球性社会的变迁过程。回顾世界历史，人类社会至少经历过六次全球化发展进程：

　　 第一次：公元前1600-1500年，古埃及第17、18王朝是当时世界上的头号强国，国王雅赫摩斯以及后继者通过不断对外扩张形成了以地中海东部为中心的区域大分工和远程贸易，世界史上第一个帝国（埃及帝国）主导的全球化雏形基本形成。第一次全球化随着埃及帝国的衰落而结束。

　　 第二次：继埃及人、希腊人之后，罗马人登上了地中海的历史舞台，建立起地跨欧亚非的罗马帝国，在其主导下贸易分工体系逐渐形成，与东方的汉帝国并称为当时世界的两极。然而，罗马帝国的扩张遭遇瓶颈，发展停滞，继而崩溃，这直接导致第二次全球化结束。

　　 第三次：13世纪，毛纺织业欧洲逐渐在弗兰德地区兴起。地域上，分工体系将地中海、西欧、中东地区链接在一起，自发地形成地中海贸易区。产业上，意大利从对英格兰和荷兰布匹和呢线加工起步并逐步进入发展高峰期，资金、原料、劳动力紧紧依赖世界市场。然而，蒙古帝国西征带来黑死病，终结了第三次全球化。

　　 第四次：15世纪末地理大发现，世界贸易在地域上得到进一步拓展，交通运输网也在逐步形成。欧亚非与美洲新大陆因贸易而连接在一起，空前繁盛。17世纪末，欧洲的小冰河期造成粮食歉收，进一步加剧饥荒和各国对资源的争夺，席卷欧洲30年的战争使整个欧洲笼罩在死亡威胁下，第四次全球化落下帷幕。

　　 第五次：1688年，英国光荣革命为其带来君主立宪制，并建立资本主义国家体制，积极开拓海外殖民地成为“日不落帝国”，加之工业革命为资本的蓬勃发展奠定了厚实的政治、经济和科技基础。然而20世纪上半叶的两次世界大战大大削弱了英国的实力，美国适时地从英国手里接过全球化盟主的地位，开启第六次全球化，大英帝国主导的第五次全球化宣告结束。

　　 第六次：也就是当下由美国主导的全球化，与既往的形式相比，已然发生变化。世界正在颠覆以比较优势为基础的传统贸易形态，以供应链的全球分工合作代替传统的完整供应链（或产成品）的地域竞争，由竞争导向逐渐转变为合作导向。供应链牵一发而动全身。本次疫情导致世界性的停产停工就是链条的某一环节突然断裂，而断裂的链条此起彼伏、不同频。因此，某一国家作为供应链条的一环单独复工却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复产问题。世界被供应链连接或者说捆绑在一起，密不可分，乃至成为命运共同体。

　　 纵观人类历史上的六次全球化，前五次都有殖民扩张的痕迹，非宗主国都是在被动全球化;本次全球化由于内核本质发生改变，各国纷纷积极加入，是在主动全球化。历史上任何一次因外力而受挫的全球化，最终都会以更迅猛的方式强势回潮，规模一次比一次浩大。已可在全局、长期视野内明确地认清：在人类社会进化、进步的历史长河里，全球化是大势所趋，逆全球化只是利益格局的格式化洗牌，是短暂调整。当前，以美国主导的逆全球化，其目的不是各国闭关锁国、各自发展，而是结盟打击异己，旨在削弱拥有综合竞争实力并有对其发起挑战潜在可能的经济体，并在经济上从别国薅更多的羊毛，将全球化运行调整到更有利于自己的方向上。 毋庸置疑，全球化涉及参与国经济利益，这也是当前各国积极融人全球化的重要原因。然而逆全球化会削弱相关国家利益，所以逆全球化对世界经济的总盘子来说不是好事。当然，对于某些发起逆全球化的国家来说，如果能够以“伤敌一千自伤八百”的方式重新调整利益格局，那么虽然世界经济总盘子有可能变小，但是其自身可能会获得更大的份额，从这一角度再来审视逆全球化行为就显得更为理性。这是个体理性导致群体非理性在实践中的真实写照。

　　 全球化也会给国家主权带来挑战：一是跨国界合作，比如全球供应链、环境污染、瘟疫大流行、跨国犯罪等问题需要国际组织协调合作，这种合作也有可能削弱传统国家主权;二是价值同化，通常以“润物细无声”的价值输出方式搞价值同化，当一国的价值不被他国认同，可能会受到来自他国的干涉和压力;三是规则冲突.东道国的政治经济体制或多或少会因冲突做出改变以适应合作，这种体制变迁在一定程度上对东道国主权构成挑战。

　　 （二）影响全球化进程的主流因素

　　 我们知道，事物的发展往往不是由一个因素决定的，而是众多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就如同各种外力的矢量和。外力有方向，作用有大小。因此，能够影响全球化进程的因素很多，不仅有供应链配置与盈利等因素，还会或多或少地掺杂有关价值、规则层面的因素。从当前的全球化特征来看，有三个主流因素決定着全球化的发展态势：

　　 经济体系的全球化——资本、劳动、技术等要素的市场化自发流动，将全球最具竞争力的供应链条连接到一起，共同发展。产业链上的分工协作使各国经济互相依赖、互相融合的程度更好、生产效率更高、成本更低。既往一国建立全产业链面临技术门槛、资本门槛，当前，只要能够完成全供应链的某一环节任务即可参与全球化。这极大地带动了新兴发展国家的工业化之路。

　　 价值体系的全球化——社会共同体成员通过共有信仰和分享情感的方式维系内在凝聚力，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将其称为“集体意识”和“共同意识”。①理想中，在全球化形势下，不同意识形态、不同文化习俗的成员在不断碰撞与融合的过程中形成“共同意识”。但这个过程漫长而艰难，世界未必能融合成一个整体，有时甚至可能产生各种文明冲突，战争随之而来。

　　 规则体系的全球化——由“头羊”带头制定共同规则，全面建立协调机制以确保共同规则有序运行。②共同规则的制定更有利于与“头羊国家”信仰同一价值体系的国家，所以规则体系具有鲜明的价值同化作用，他国会在规则体系上无限靠近“头羊国家”。从政体到司法，从法律编订到实施，法制前进的每一步都会受到共同规则不同程度的冲击和影响，这是全球化不可避免的结果。③

　　 从学理上讲，统治的权威来源于被统治者的同意，这是合法性的最重要来源。全球化的主导国向全世界输出一套能够被广泛接受的经济体系、价值体系和规则体系，这些需要强大的军事、科技、资本、劳动力、秩序维护等硬实力做基础，也需要公信力、感召力等软实力因素的支撑。

　　 18世纪英法争霸，战争需要大量的金钱。皇权专制的法国因无法取消贵族的税务特权，而无法筹集到足够的战争资金，只能发债，后续不但对公共债务余额进行大规模违约，还以高通胀的方式消化掉法国旧王朝遗留的债务。英国的发展轨迹与之截然不同，不搞税收掠夺而是决定无限制地借款，其用了整整一个世纪的财政盈余才把国债还完。英国在19世纪的公共债务处理，属于教科书般的经典案例。英法争霸中，与其说是英国战胜了法国，不如说是民主制度战胜了皇权专制。皇权专制不能给资本带来安全预期，是资本选择了英国，为英国源源不断地贡献战争资金。④

　　 我们看到18世纪英法的价值体系、规则体系截然不同，也看到这种不同导致的各国发展进程。国际资本对专制制度和民主制度的理解，比我们深刻得多，英国光荣革命和法国大革命是他们祖先含着泪走过的路。精英共和、市场自由、权力制衡已经深入西方世界的观念骨髓，成为共识。随着一战二战爆发，资本与人才逐步离开战火纷飞的欧洲，涌向远离战火的美国，使美国成为更安全稳定的资本乐土，进而形成20世纪以美国为主导的第六次全球化。资本逐利更逐安全，是亘古不变的真理。不同价值体系的国家进行合作会导致合作冲突，不同规则体系的国家进行合作会导致合作无序。因此，可以说价值体系、规则体系的不同而产生的分歧会削弱全球化。而全球化的初衷不就是为了更高效、更低成本地获得产品吗？

　　 全球供应链条布局现状（经济体系的全球化）、共同价值（价值体系的全球化）以及支撑全球化运行秩序的配套因素（规则体系的全球化）是国际资本全球投资布局决策时需要权衡取舍的三个关键因素，决策的过程艰难而复杂。在其他前提条件一致的情况下，供应链条越完整的地域，资本的盈利性越好;东道国与国际资本属于相同价值体系的国家，合作更安全可期;东道国与国际资本属于相同规则体系的国家，合作更顺畅。所以，当前有关供应链再配置问题的讨论，如果只谈经济全球化，避而不谈价值全球化以及规则全球化，则有可能导致我们对全球化走势和供应链再配置发生误判;如果过于强调“美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等阴谋论的论调，无视当前中国供应链布局所具有的强大规模优势和成本优势，则不利于我们找准问题症结，扬长补短，进而影响国际资本对于中国市场的青睐。

　　 全球化就是为了寻求共赢，以往我们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合作伙伴的利益诉求。由于文化差异对合作伙伴的价值观念缺乏充分的理解和认同，对合作伙伴的规则也很难做到兼包并蓄，合作之路难免磕磕绊绊。必须承认，这并不是共赢合作的可持续发展模式。痛定思痛，未来我们要在这三个方面进行更多的思考和改善，积极融人全球化浪潮，并积极步人世界舞台的中央。所以，我们不应简单、机械地研判美国逆全球化战略，而应透过现象看本质，知其然并知其所以然，以更宽广的视角认明和厘清全球化的深层运行逻辑，有的放矢地积极精准应对风云迭变的世界形势。

　　 （三）美国为什么要在全球供应链上“去中国化”？

　　 美国对中国近年来不断增长的经济与军事实力感到担忧，下决心发起“去中国化”的逆全球化行为，不但强行推动中美高科技和知识产权脱钩，还试图迫使其盟国仿效。此外，国际资本长期面对着不断加码的碳减排目标造成的社会和政治压力，加之被疫情切断的供应链，促使其反思对长距离跨国供应链依赖可能导致的后果。所以说，新冠肺炎疫情可能是压垮经济全球化的“最后一根稻草”，迫使政府、企业和社会提升长期应对经济孤立的能力，某些去中国化、逆全球化、供应链重组因素或正在悄悄改变这个世界。疫情将不但加剧中美关系的持续恶化，还会加速欧洲一体化的衰退。在这样的背景下，世界几乎不可能回到21世纪初那种互利共赢的状态。全球化的未来，取决于国际资本是否对美国主导构建的经济体系、价值体系和规则体系的认同、接受和融人。目前看，美国经济虽然深受本次疫情重击，但主导地位依然稳固，继续向全世界的羊毛挥动大剪刀，纾困本土。 全球化一直由西方世界主导，将想融人全球化的他国纳入主导国的经济、价值、规则体系。中国作为全球化的非主导国家，在大势上只能积极融人，但是如何避免削足适履，也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本文在此先侧重于如何融人的讨论。所谓积极融人是主观态度，在客观上是否被接纳不是由主观态度决定的。中国未来能否不被全球供应链边缘化，不仅仅是表象上的经济问题，更是深层的政治问题。即便中国拥有国际资本竞相追逐的投资盈利前景，还拥有任何资本都不忍放弃的庞大消费市场，但中国在全球化的路上依然受制于美国，无法绕过。做个形象些的比喻，欧美之间是“人民内部矛盾”，是可调和的经济分歧;我们与欧美之间是“阶级矛盾”，是很难调和的有关价值和规则的分歧。没有中国在场，欧美会因为利益而互掐;有中国在场，欧美会站在一起暂时放下分歧共同对付不同文化、不同颜色、不同规则的中国。因此，从这一角度分析，这种由不同价值体系、规则体系导致的终极对抗，说到底就是要瓦解中国的“举全国之力”体制。欧美单一的利益集团或者利益集团联盟在中国的整个体制面前不堪一击，碎片化的利益集团和利益集团联盟终将被中国体制逐一击破，这是斗争的残酷性。发达经济体面對的是一个动不动就可以“举全国之力”、供应链集聚且产能巨大的中国，他们认为不对等，受到了不公正待遇。当中国经济总量超过其2/3时，美国不再淡定，要先发制人，这是利益之战。

　　 认真研究美国历史，尤其是近半个世纪的历史我们发现，在美国政治中有一个一以贯之的主旋律——保守主义兴盛不衰，落实到经济体系和规则体系上是主张最大市场自由的新自由主义，落实到价值体系上是与极权制度抗衡的新保守主义，立足于犹太基督教神学的实用主义。①疫情为美国“去中国化”提供了新的借口，美国以价值体系的全球化为名积极寻找盟友共同边缘化中国，以规则体系的全球化为抓手不断挑衅中国，但却低估了经济体系全球化的力量。疫情初始阶段，美国和盟国可能更倾向于民族主义，但从长远来看，民主国家会逐渐摆脱困境，找到一种新的实用主义和保护性的国际主义。这是由于本次全球化已经不再是传统上各国同类产品的竞争，国与国均被产品的前后工序或者供应链的上下游连接在世界范围内的大经济体系里，而全球供应链条布局的瓦解与重建并非一日之功。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中国企业融人全球供应链的广度和深度使得美国的“去中国化”之路步履维艰。但我们也应该清醒地意识到，即便如此，也定有一些国际资本趁着疫情供应链断裂撤离中国。

　　 二、中国国内供应链配置布局问题

　　 经济体系全球化的本质在于全供应链上下游有序分工协作，各国凭借自身要素禀赋优势做自己相对更擅长的事情，进而成为全球供应链中的某一（些）环节。只有极少数实力强的国家才会构建完整的供应链条。

　　 （一）中国当前已经深嵌入全球供应链中

　　 全球化下，能够主导全球供应链配置布局的龙头企业负责产品的研发、设计、生产、销售、品牌;非龙头企业依托自己的资源能力按照龙头企业要求加入分工合作，负责零部件生产或者产品组装。①

　　 中国是近30年全球供应链繁荣发展的最大获益者，自2001年加人世贸组织以后，积极融人全球供应链。大批中国企业在此过程中获得资本积累、品牌影响、技术升级、产品革新以及全球市场带来的批发和零售网络溢出效应。越来越多的中国本土企业不必迈出国门就已经成功打人国际市场，创造中国出口业绩，带动经济快速增长。

　　 2001年中国进出口顺差是1865亿元人民币，2019年进出口顺差已经是29180亿元人民币，加人世贸19年间共累计进出口顺差是314151亿元人民币。从数据上看，出口为中国经济发展腾飞做出巨大贡献。当前，作为“世界工厂”，中国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门类最全、配套最完备的制造业供应链体系，220多种工业产品产量居全球第一;作为世界市场，中国拥有庞大消费群体，不断升级的个性化消费需求，让国际资本“难以放弃”;作为制造业大国，20年高考扩招为中国培养了大批优秀的工程师和成熟的产业技术工人。这些优势吸引国际资本不断集聚中国呈现马太效应，供应链的上下游链条在越聚集的地方越会吸引更长的链条。2020年3月，中国美商协会发布了2020年《中国商务环境调查报告》，报告指出，63%的受访企业有意扩大2020年在华投资。近两年中美关系动辄剑拔弩张的氛围中，特斯拉和美孚先后大手笔投资中国内地，建设超大规模单体工厂，是很有代表性的案例。

　　 当前，中国已经走出单纯依靠廉价劳动力成本优势的阶段，逐步从高端供应链的下游升级到中游。据统计，2019年中国在全球供应链更长、附加值更高环节上的比重已提高到接近60%，凭借对自主品牌的研发创新，②中国正在向技术密集、资本密集的高端供应链攀爬，在集成电路、新能源汽车、电力、光伏、通信、医疗器械等领域均有不俗表现。需要审视的是，即便中国供应链布局配置呈现欣欣向荣态势，但依然不容盲目乐观。工信部部长苗圩在对《中国制造2025》进行全面解读时指出，当前全球制造业基本形成四级梯队发展格局，而中国排在第三级，且近期内还很难升级到第二梯队。

　　 （二）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中的角色分工

　　 中国经过近30年的不懈努力，积极参与全球供应链分工，目前既拥有劳动密集型的低端供应链（以下简称低端供应链）全产业链，同时也参与资本密集、技术密集的高端供应链（以下简称高端供应链）的元器件生产（中游参与）以及组装（下游参与）。

　　 1.低端供应链的全产业链。中国虽然排在全球制造业第三梯队，但依然对低端产业链拥有主导地位，以龙头企业合同供应商身份参与服装鞋帽、家具和玩具等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目前大约有5万家供应商专供全球最大的零售商沃尔玛，每年出口低价值产品大约500亿美元，是中国出口美国份额的10%。低端供应链的特征是技术含量低、资本门槛低、劳动密集、供应链条短。因为把全供应链做起来相对容易，所以转移搬迁、复制就不会太难，替代性极强。 2.高端供应链的元器件生产（中游参与）。新中国人口红利、高考扩招、职业技术教育普及以及改革开放积累培养了大批技术熟练的工程师和一线产业工人。中国制造业的研发和设计能力不断增强，已经从最初的高端供应链下游参与晋升到中游参与，从最初为外国龙头企业组装产品逐渐升级到为国外龙头企业提供技术附加值较高的元器件。中国6500亿美元的高科技产品出口中，有60%是利用外国核心部件再加工组装，以代工贴牌的方式在海外市场销售。美国是国际制造业唯一一级梯队国家，处在高端供应链上游，一直致力于本土人工智能、量子科学等先进科技对接制造业的研发创新，并给予各种资金补贴、税收优惠和政策扶持，①同时对华限制核心技术出口，遏制中国科技发展。目前看，中国在高端原创领域只能走自主研发的道路，从高端供应链中游向上游升级，比以往更加艰难。如果中国技术停滞不前，这部分产业将会不断萎缩。

　　 3.高端供应链的元器件组装（下游参与）。中国以供应链合作企业身份凭借劳动成本优势参与高端供应链的核心元器件组装，这也是中国参与全球供应链的初级阶段。高端供应链为了成本最小化，将不太重要的元器件组装放在成本洼地。出于技术门槛对一线生产工人的受教育程度要求以及供应链条集聚带来的成本优势，中国有主导性影响的低端供應链的下游产业，短期内在全球难以重新配置。但是，本次疫情使跨国生产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运费高企、运时无限延长以及疫情导致有些环节由于企业破产而产生断裂等问题，敦促各国思考供应链的重新配置布局。重新布局本土全产业链，将会是各国后疫情时代的政策趋向。

　　 作为国际制造业第三梯队成员的中国，总体来说形势不容乐观。中国在链条短、劳动密集、技术低、资本低的低端供应链中占据主导地位，拥有龙头企业;而在链条长、技术密集、资本密集的高端供应链中还处于中游、下游位置，受国际资本支配，缺乏主导权，甚至经常被上游企业卡脖子打压。以技术突破带动而大力发展高端供应链上游产业，应该成为我国未来供应链布局的一大战略性发力点。在疫情叠加而造成逆全球化的供应链全球再配置紧迫形势下，供应链必然要经历结构性调整，有转出有转入，挑战与机遇并存。

　　 （三）疫情叠加逆全球化情势下供应链全球再配置对中国的影响

　　 自新冠肺炎疫情全球爆发以来，持续抑制经济活动并加剧国家间的紧张态势，很可能重创全球经济产出能力。这种混乱造成的风险对新兴工业国家及其产业工人来说，影响尤为巨大，并可能导致国家内部和国家间不稳定且广泛的冲突，全球供应链必将重组。

　　 肇始于2018年春的中美贸易摩擦，表象上看是缩小中国对美巨量贸易顺差，但从本质上看是美方在寻求全方位削弱中国发展实力，后续还有可能演变成金融摩擦、科技摩擦等呈现形式，意图引出中国“颜色革命”或去中国化。②前些年美国用温和绥靖的方式处理中美问题，特朗普上台后便开始赤裸裸地去中国化，当前借着疫情对全球经济造成重创的时机，更是试图解构有中国参与的经济全球化，建构相同价值的全球化，输出共同规则的全球化.逐步瓦解中国强大的“举全国之力”体制，遏制中国发展、削弱中国对美国的潜在挑战，企图继续稳稳地保持住其全球化盟主位置。同时，疫情使中国在不少国际场合遭受争议，美国借此拉拢日欧构建反中联盟，共同塑造供应链全球战略协同，变相加速“去中国化”。如果美国得逞，那么欧美日三方联手配置“去中国化”的全球供应链，将会对世界制造业格局造成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也会给资本市场传递强力信号，进而影响乃至改变国际资本的投资或搬迁战略，瓦解我国现有的供应链布局，并对中国经济将产生如下负面影响。

　　 1.低端供应链的全产业链。2019年，美国宣布对价值2500亿美元的中国对美出口商品征收25%关税，这是要将中国产品彻底从沃尔玛连根拔起，关税几乎把中国的成本优势完全抵消掉。更为严重的是，如果出口美国的产品含有大量的外国进口零部件，这些零部件也要面临25%的关税。因此，这部分产能由于资本与技术门槛低、供应链条短、可替代性强等特点，迁到更具成本优势的地区是大概率事件。这部分产能目前大多集聚在东南沿海，至于是否搬离中国，取决于中外的成本对比考量，要看中国是否有与国外在成本上更具优势的地域。资本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逐利是第一要务，国际资本必然会逐步流向成本洼地，美国的关税加速了低端供给能力流向成本洼地。

　　 2.高端供应链的元器件生产（中游参与）。2017年，特朗普税改将美国公司税率从35%下调到20%，以惠普、英特尔、IBM等为代表的美国高科技企业开始陆续回流美国，其他大型跨国企业如韩国三星、LG，富士康、中国海尔等，也先后决定在美国投资建厂。中美贸易摩擦之后，美国对中国更是频频出手，以“国家安全”为名调查中国高科技企业、向中国高科技企业派驻监管人员、限制高科技产品对华出口，并胁迫欧洲盟友放弃华为SG移动网络发展计划。高端供应链上游比拼的是技术的研发能力、创新能力，能够自发吸引国际资本的主力部队，由此我们说高端供应链上游布局是国际资本的风向标，而我们缺乏高端供应链布局的主导权。也可以这样说，如果完全单纯靠市场自发调节，以我国目前的技术水平无法影响国际高端供应链布局。我们的优势在于体制，国家出手以“举全国之力”投资布局高端供应链，辅之以各种补贴和优惠政策，并加大高端供应链产品的应用，以拉动国际资本对华跟进投资，而这恰恰是我们一直被欧美所诟病的。我们需深刻认识的是，保证国际资本安全稳定是重要因素。资本逐利的天性不是哪个国家能左右的，要有真金白银的投人才会有后续的跟进。

　　 3.高端供应链的元器件组装（下游参与）。成本优势与广大的消费市场是国际资本布局中国的重要原因。2018年，高盛研究报告显示，苹果智能手机在中国的生产成本占总成本的25%-35%，其中15%左右为零部件加工（高端供应链的中游参与）和最终组装（高端供应链的下游参与）所投入的劳动成本。如将苹果智能手机中国的生产与组装全部搬迁到美国，其生产成本将至少提高37%（可见虽然美国2017年降低公司税，但中国依然有成本优势），即使苹果公司用机器替代人工，苹果智能手机成品售价也将上涨15%。由此可见，将苹果智能手机从中国迁移回美国本土缺乏现实可操作性。但是，近期苹果公司宣布已将在华的10%-15%产能转移到东盟国家，可见东盟目前是不太成熟的成本洼地。高端供应链的下游环节，受迁入国成熟技术工人数量和供应链布局现状所限，不会立刻迁走，但会形成逐步搬迁趋势。值得关注的是，东盟已经在分流我们的产业链。 除此之外，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会促使各国重新思考公共危机应急保障产业的全供应链本土布局的相关问题。后续各国可能出台一系列优惠政策甚至强制措施敦促公共危机应急保障产业加速回流本土。至于是全部产能搬回，还是只搬回保障本土消费的部分产能，要看各国补贴后的成本比较，现在难下结论。

　　 三、中国引导供应链布局要务实和切中要害

　　 没有不掺杂政治因素的经济，也没有不掺杂经济因素的政治。国际资本在做投资决策时都会进行综合考虑，既会考虑资本收益也会兼顾合作的安全顺畅，即资本逐利，更逐安全。如前所述，供应链配置现状（经济全球化）、共同价值（价值全球化）以及支撑全球化运行秩序的配套因素（规则体系的全球化）是国际资本投资前需要权衡的最重要因素。因此我们必须在供应链配置、去政治化和全球化运行秩序的配套因素上下足功夫，不但要尽最大可能集聚、延长供应链，还要力求向供应链的上游攀升。

　　 （一）以供应链条集聚的成本优势吸引更多国际资本投资

　　 全球化使得企业通过参与供应链的方式在全球范围内组织生产，及时将产品投放市场，从而降低仓储成本。企业产品产供销经过周密的市场调研、计划和设计，在世界范围内流通。疫情影响下，全球实时生产系统遭到破坏，供应链上下游链条因配置分散而被切割甚至被切断，无法同时“转起来”。世界实体经济皆因此受阻，其表现便是“复工不能复产”。在平常时期，资金流、信息流、物流运转得有条不紊，但在非常时期，比如本次疫情期间，空间阻隔完全可以切断供应链，这种现象亟待世界重新思考供应链的配置布局问题。

　　 以往全球供应链布局在一定程度上缺乏系统全局眼光，碎片化散落在世界各地，导致运输距离长，耗时长，各地不同步需要协调。运输不便利还会额外加高仓储成本，不仅阻碍供应链的顺畅运行，而且松散、脆弱的供应链布局还可能导致链条断裂的风险。以链条集聚的方式增加供应链黏性，将是未来我国进行配置布局需要着重思考的关键。

　　 众所周知，全球供应链布局与资本互为因果，相辅相成。供应链上游链条越长、越聚集，越能吸引资本投入，这是成本优势;而资本投入越多则供应链越聚集、链条越长，越容易占据上游链条，这是资本优势。由此可以推论，当前中国境内已经形成供应链条的工业园区以及周边新建园区可以成为吸引国际资本投资的重点地区，未来有主题产业的园区投资建设将掀起一股热潮。UNCTAD的《2019年世界投资报告》强调，高新产业园区建设已经成为经济转型升级的一项重要投资政策工具，可能成为未来国际资本跟进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引擎。国家可以在税收、补贴等政策利好方面积极引导、鼓励高新产业园区建设，为聚集、延长高端供应链做好基础性的服务工作。

　　 产业园区选址尤为关键，要兼顾物流枢纽、成熟的上下游产业链条、生产成本的比较优势、充足的产业工人和工程师、宜商的政治生态、宜居的自然环境等要素。“良禽择木而栖”“栽下梧桐树，引来金凤凰”。

　　 产业园区建设要有主题，确定一家行业龙头企业作为中心，其他环节链条的配套企业就会跟进入驻，逐步形成链条集聚和生产经营的规模效应，尽最大可能延长链条。经济全球化永远是国际资本投资考量的首要因素，在中国国情背景下助其实现经济利益最大化应该成为东道国招商引资的服务核心。

　　 产业园区运营要去政治化，尊重价值体系的全球化，要给国际资本吃定心丸。对于国际资本来说，即便能够在中国赚更多的钱，如果没有安全保障一切都等于零。戰狼式外交、民众大规模有组织地抵制日资（因钓鱼岛）和韩资（因萨德导弹）、大讲缺乏依据的阴谋论等行为，都会大幅提升国际资本对华投资的安全忧虑，撤资对于一些企业来说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无奈之举。

　　 产业园区管理要与世界接轨，要保障法治化、国际化、市场化的营商环境，维护并恪守规则体系的全球化。过去我们一直关注经济体系的全球化，专注于供应链布局，往往对价值体系的全球化以及规则体系的全球化重视不够。当前，一些高科技企业明知搬离中国会承担一定的经济损失，却依然毅然决然地搬离中国，这中间确实有一些值得我们深思的地方。

　　 据全球制造业咨询公司Kearney的评估，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导致当年中国对美制造品出口下降900亿美元，其中的310亿美元份额被分流到成本更低的东南亚国家，现实既残酷又严峻。我们知道，供应链布局配置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渐进的调整过程。中国今天的供应链格局便是40多年改革开放积累的硕果。趁着周边国家产业工人缺乏技术训练、基础设施尚未建成、供应链上下游配套亟待补充的时机，我们应尽快开足马力建设能够承载供应链集聚的产业园区，留住现有的供应链并吸引更多的国际资本投资中国。一旦形成供应链集聚，马太效应会使该地域的综合成本优势更明显、供应链条更长、供给能力更强。

　　 近期，中共中央宣布海南单独立法，成为全球最大的自由贸易港。这不仅仅是税收和贸易方面的自由，也是制度安排的自由，彰显中国对外开放的勇气、决心和力度。既往在内陆地区难以解决的价值体系的全球化和规则体系的全球化等主权分歧在自由贸易港里都可以改革突破，进而迎刃而解。此外，海南是国内离东南亚最近的沿海省份。近年来，亚太经济体成为世界经济新的增长点，向增长点靠近形成供应链条集聚既是经济体系的全球化的迫切需要，更是时代发展的需要。

　　 （二）高端供应链的保中游追上游战略

　　 美国对华为、中兴等高科技公司制裁不仅是想遏制中国发展数字科技，而且是想牢牢占据高端供应链上游以引导国际资本投资。技术是决定全球高端供应链配置的最核心要素，没有之一。中国数字技术的研发创新能力是决定高端供应链是否迁出中国的关键因素，自主研发成为中国制造业向二级梯队攀爬的必由之路。

　　 研发突破技术瓶颈。当前绝大多数中国企业以拼价格的低成本方式嵌入全球高端供应链的中游和下游，处于生产制造组装的低附加值环节。如果没有对供应链上游核心关键技术的研发创新突破，短期内无法攻克技术难关，则无法实现独立自主的产业发展格局，需要另辟蹊径。相关企业可以利用各国共享的全球专利库数据，有的放矢地查询该类技术的研发和专利持有人信息，积极与技术实际掌控方开展技术合作，这是从供应链中游升级向上游靠近的捷径。 走出去拥抱世界。中国企业要放眼世界，积极实施“走出去”战略，密切追踪供应链、尤其是高端供应链龙头的资本动向、重组趋势和战略走势，主动强化与其链接配套和外包关系，审时度势地把一部分产能转移到龙头企业所在地，以方便上下游连接。特别要对高端供应链中上游关键零部件、原材料企业进行投资，以重资合作方式积极投入、研发创新、进而掌握核心技术。当前我们的战略是，在确保高端供应链中游地位的同时，以资本对外投资为纽带巩固和强化全球供应链中的中国链条，力争在技术上逐步赶超世界一流，向全球制造业二级梯队挺进。

　　 中日韩共荣圈。中日韩自由贸易协定亟需尽快签署落地，使其成为联结三国命运共同体的纽带。此举既可以巩固中国在全球供应链地位，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以美国为首发起的全球化“去中国化”而造成的中国制造业危机，更可以对国际资本形成强劲吸引。不容乐观的是，在中日韩供应链分工当中，核心技术产品研发设计的供应链上游龙头位置依然由日韩占据，中国处于产品附加值较低的加工组装环节，即供应链中下游位置。在未来合作的过程中，我们应不断提升自己的技术研发创新能力，积极把握向供应链上游攀升的机会，不断向供应链的上游挺进。

　　 借势于新基建东风。2020年3月、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连续提出加快新基建步伐，该举措有利于补齐我们因为科技实力不足而无法由市场机制自发引导配置高端供应链布局的劣势。30万亿级体量的新基建将为高端供应链的产品和服务提供广阔的应用市场，不但可以助力我国企业从高端供应链中游向上游攀升，还可以引导国际资本跟进投资布局，以延长高端供应链的链条配置。有一点需要强调，上述各种保中游争上游的方式只有新基建不受客观因素限制，其他方式都要受限于各种外因，最终能做到什么程度，不好预测，所以新基建就显得尤为重要。根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的研究测算，2018年我国数字经济总量已经占到CDP的34.8%，对GDP增长贡献率达到67.9%;在带动就业方面，2020年将贡献约54万个就业岗位，2025年，将贡献约350万个就业岗位，2030年将带动超过800万人的就业。新基建发展前景广阔，未来可期。

　　 实事求是地说，中国的制造业升级将是一项艰苦卓绝的系统工程，更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攻坚战，关系到高质量发展的成败，我们必须迎难而上、坚定不移地走下去。疫情背景下失业率飙升，传统基建被重新提上日程以缓解当前的失业问题，这是国家战略的短期权衡，本无可厚非。但若想真正实现产业升级，还是要投入重金积极打造我国的数字产业，这是国家的中长期战略。①我们不该用短视的“经济账”去评判国家重大发展战略，今天的卧薪尝胆是在为明天的发展积攒能量，是为了明天的大踏步前进。我们只有真正掌握数字产业的前沿核心技术，才能占据高端供应链的上游龙头位置，我国相关企业才算成为高端供应链的头部企业，才能真正主导高端供应链全球配置布局，吸引国际资本跟进投资——到那个时候何愁就业？传统基建和新基建双管齐下是国家短期战略与中长期战略的有机结合，以传统基建解就业的燃眉之急，以新基建为扩大未来就业不断蓄能。

　　 结论

　　 与柏林墙倒塌和雷曼兄弟倒闭一样，新冠肺炎疫情是一个震惊世界的突发事件，其深远的影响我们今天空难预测。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它将对政治、经济、社会产生深远影响，世界会因此做出调整以应对这突如其来的灾难。有关全球化和供应链再配置等相關问题因疫情而成为热点，我国商界、学界、政界的主流观点大致分为相反的两派：有悲观观点认为，全球供应链尤其是不对应中国消费市场的那部分产能将陆续搬离中国;也有乐观观点认为，疫情后供应链将聚集中国。我们认为，无论有否疫情，产业转型升级必将带来供应链配置的结构性调整，疫情只会加快调整速度但无法颠覆调整趋势。中国要彻底摒弃非黑即白的二元论思想，全球化不仅仅是经济账上的盈利，对价值体系的全球化以及规则体系的全球化要予以高度重视、综合分析、认真研判、积极应对，努力做到补短板、强弱项、固优势，不盲目乐观更不妄自菲薄。同时，紧抓改革开放机遇并迎接挑战，以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携手各国共同发扬全球化的共赢精神，积极维护全球化的经济体系、价值体系和规则体系。

　　 ①贾康：《新基建：既是当务之急，又是长远支撑》，《党政研究》2020年第4期，第1-8页。

　　 [责任编辑国胜铁]

　　 ①贾康：《当前财政政策的发力方向》，《财政监督》2020年第9期，第37-43页。

　　 ②贾康、欧纯智：《从博弈论视角看当前中美贸易谈判》，《领导科学》2018年第18期，第20-21页。

　　 ①杨仁发、张婷：《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扩过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哈尔滨商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5期，第3-12页。

　　 ②贾康：《以制度创新实现新旧动能转换》，《社会科学报》2020年2月6日，第1版。

　　 ①亚伯拉罕·马斯洛：《动机与人格》，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79页。

　　 ①埃米尔·涂尔干：《社会分工论》，渠东译，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第42页。

　　 ②马克斯·韦伯：《儒教与道教》，洪天富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74页。

　　 ③费正清：《伟大的中国革命》，刘尊棋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第79页。

　　 ④托马斯·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巴曙松等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年，第129-130页。

　　 ①JesseHeley，MarcWelsh.SamanthaSaville."Thefanta-syofglobalproducts：fizzy-drinks，differentiatedubiquityandtheplacingofglobalization"，inCtobalizations.2020，V01.17，No.4，pp.683-697. ②

　　 GeoffPfeifer."Fromstate-boundsubjectstoglobalsubjects：notestowardanAlthusseriantheoryofglobalizedsubjectivi-ty"，inClobalizations，2020，Vol.17，No.4，pp.648-660.

　　 ③

　　 MatthewMing-takChew."Assessinglocalizationwithitslocalsocioculturaldynamics：howHongKong'slocalizedclub-culturewasunderminedbywealthandpowerdisparities"，inClobalizations，2020.Vol.V01.17，No.4，pp.730-745.

　　 ④

　　 MehtapDursun，GurayCumus."Intuitionisticfuzzycognitivemapapproachfortheevaluationofsupplychainconfigura-tioncriteria"，inMathematicalMethodsintheAppliedSciences，2020.pp.1-14.

　　 ⑤

　　 MohammadHosseinZarei.RuthCarrasco-Gallego，StefanoRonchi."Ontheroleofregionalhubsintheenvironmentalsus-tainabilityofhumanitariansupplychains"，inSustainableDevelopmerzt，2019，Vol.27，No.5，pp.846-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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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lvarajHemapriya，RamasamyUthayakumar."Aneotericapproachtogeometricshipmentpolicyinanintegratedsupplychainwithsetupcostreductionandfreightcostusingservicelevelconstraint"，inRAIRO-Oper.Res，2020，Vol.54，No.3，pp.653-6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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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uadElOuardighi，MatanShniderman."Supplier'sopportunisticbehaviorandthequality-efficiencytradeoffwithcon-ventionalsupplychaincontracts"，inJournaloftheOperationalResearchSociety，2019.V01.70，No.II，pp.1915-1937.

　　 ⑧TaycirBenAbid.OmarAyadi，FaouziMasmoudi.etal."AnIntegratedProduction-DistributionPlanningProblemunderDemandandProductionCapacityUncertainties：NewFormulationandCaseStudy"，inMathematicalProbtemsinEngineering，2020，V01.2020，No.19，pp.l-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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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irstinScholten.PamelaSharkeyScott，BrianFynes."Buildingroutinesfornon-routineevents：supplychainresilienceleamingmechanismsandtheirantecedents"，inSupplyChainManagement，2019，Vol.24，No.3，pp.430-442.

　　 ⑩

　　 MarcelaMarCalAlvesPinto，JoaoLuizKovaleski，RuiTadashiYoshino.etal."KnowledgeandTechnologyTransferInflu-encingtheProcessofInnovationinCreenSupplyChainManagement：AMulticriteriaModelBasedontheDEMATELMethod".inSustainabitity，2019，Vol.11，No.12，pp.l-33.

　　 （11）賈康、欧纯智：《从博弈论视角看当前中美贸易谈判》，《领导科学》2018年第18期，第20-21页.

　　 ①贾康：《新冠疫情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及对策分析》，《经济研究参考》2020年第6期，第80-85页。

第3篇: 形势与政策论文

　　 [提要]发展乡村全域旅游是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手段。本文选择浙江省松阳县为案例研究，从全域视角出发，总结分析乡村旅游发展面临着规模偏小、层次较低、特色不明、效益不高等问题。并提出加强政府主导规划、突出特色主题、打造智慧平台、完善交通系统等四个方面策略，以便统筹乡村旅游健康发展，增加农民创收，助推松阳乡村振兴。

　　 关键词：乡村振兴;全域旅游;农民创收

　　 本文为2018年12月5日丽水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2018年丽水市社会科学研究课题：“打造全域旅游，推进“三旅”融合——以松阳县为例”（项目编号：LC201823）

　　 中圖分类号：F59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20年2月4日

　　 乡村振兴的高质量发展顺应广大农民美好生活需要，是做好新时期“三农”工作的总抓手。发展旅游业是乡村振兴的必由之路，是解决农村贫困问题的重要方法。全域旅游是以旅游业为优势产业促进区域资源有机整合、产业融合发展、社会共建共享，带动地方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全新理念和模式。发展全域旅游为助推乡村振兴提供有效载体，带动农村三产融合，将成为乡村振兴的一种新型模式和路径。

　　 松阳县是丽水市建制最早的县，是浙江省首批历史文化名城，文化底蕴深厚，自然环境优美，具有丰富的旅游资源。当前松阳已在全力发展全域旅游，根据“全民共建，全民共享”目标要求，举全县之力创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以全域视角探索松阳乡村旅游业发展一方面可推动当地产业融合升级，增加农民创收，另一方面也希望为其他地区乡村旅游发展提供参考，同时为丽水建设大花园，把握创建浙江（丽水）绿色发展综合改革创新区机遇，实现“绿色发展、科学赶超、生态惠民”提供助力。

　　 一、松阳乡村旅游发展取得的成效及存在的问题

　　 （一）松阳乡村旅游发展取得的成效。近年来，松阳县积极响应乡村振兴战略要求，立足超优生态优势和古村人文特色，大力发展高品质生态农业、旅游业和创意文化产业，以做强百亿茶业、复活百座古村、建设百里绿道、办好百场节会、打造百个艺术家工作室的“五个百”工程，努力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乡村振兴发展取得了阶段性成效。全县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014年的12，039元增加到2018年的17，546元，年均增长9.9%，其中2018年增幅居全省第三位。乡村旅游业发展在促进农民增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松阳依托传统村落特色优势打造高端精品民宿，目前全县共建成民宿（农家乐）500余家，2018年接待游客252.3万人次，经营收入1.61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3%、26%，乡村休闲旅游发展迎来春天。

　　 （二）松阳乡村旅游存在的问题。松阳的乡村旅游业发展依然尚未成熟，还存在不少困难和问题。

　　 1、从顶层设计看，缺乏乡村旅游统一规划，以家庭为单位经营占大多数，投入少、规模小、分布散、品牌效应差，整体呈现出“小、乱、散”的发展局面。

　　 2、从产品内容看，旅游产品单一，形式简单，同质化竞争严重，民宿发展仍停留在农家乐水平上，未能充分发挥乡村超优生态和地域文化底蕴优势，打造特色鲜明的产业优势。

　　 3、从产业配套看，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依然有待强化和提升，接待能力低。农村交通条件差，民宿客房数量少且档次不高，卫生设施简陋，极大影响了游客体验感。休闲娱乐服务项目缺乏，内容较为单一，趣味性不高，没有形成完善的养、吃、住、行、游、购、娱产业链。

　　 4、从人才支撑看，松阳乡村地处偏远，经济落后，对旅游创意设计、规划管理、宣传营销等各方面专业人才吸引力较弱，同时乡村人口流失严重，当地农民受教育程度普遍不高，缺乏系统有效的培训和锻炼，服务和管理专业水准都有待提升。

　　 （三）小结。松阳乡村旅游在村景数量、地域分布和农民创收上都有了较大的增长，但普遍存在着规模偏小、层次较低、特色不明、效益不高的问题，乡村旅游发展面临瓶颈制约。在此背景下，发展全域旅游将会为乡村旅游发展提供新的出路，把乡村列入全域旅游的范畴，从全域的视角统筹乡村以及城乡发展，最终实现助推乡村振兴的目的。

　　 二、以全域视角统筹乡村旅游发展，助推乡村振兴策略

　　 （一）政府主导，构建乡村全域旅游规划体系。要充分发挥政府在全域旅游发展中的主导作用，着力构建乡村全域空间规划体系，实施差异化的乡村旅游规划导向，完善全域旅游的规划和实施机制，推广基于新技术的乡村规划管理模式。

　　 1、政府部门应从全局的角度出发，根据各个村庄自己的特色和优势，准确定位乡村的发展方向和旅游主题，科学制定乡村旅游业发展总体规划，既不盲目开发又不浪费资源，合理布局旅游要素，做到“处处皆是景”，实现景点全域化。

　　 2、加大力度增加财政投入，设立乡村旅游发展专项资金，建立健全向乡村旅游发展倾斜的配套优惠政策，比如加大对农民自主创业建设经营民宿、种植农产品等的财政补贴;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比如全域建设乡村公共厕所、公共停车场等旅游配套设施，实现资源全域化。

　　 3、强化政府在乡村旅游品牌营销、宣传推广等专业人才培养方面的主导作用，为乡村旅游从业者提供学习和交流的平台，指导制定科学、先进、有效的营销策略，提高“千年古县，田园松阳”的城市知名度和影响力;建立有效的旅游人才管理机制，加强管理和服务人才的培养和培训，提高服务水准，为乡村全域旅游保证人才输入，实现人才全域化。

　　 （二）因地制宜，完善特色主题旅游产品体系。因地制宜是发展乡村旅游的基本原则。松阳田园风光资源丰富、民俗传统保存完整、生态环境优良，要着力发展农业观光旅游、民俗体验旅游、休闲度假旅游和绿色健康旅游等。作为名副其实的留存完整的“古典中国”县域样板、“最后的江南秘境”，松阳超优生态环境和独领风骚的农耕文明吸引了来自全国乃至全世界的游客，其境域内各个乡村因其地理位置、生态资源、传统文化和风俗习惯等方面的差异，特色不一，大体分为景村共生型、景区依托型、资源活化型、潜力挖掘型四种类型村庄，要分类施策，科学整合，形成特色主题系列产品。景村共生型村庄资源丰富且周边有景区，乡村旅游相对成熟，但同质化竞争严重，景观条件下降，这类村庄要突出产品特色，避免同质，提高娱乐休闲体验，着力打造旅游精品景区。景区依托型村庄自身无明显特色资源但周边有景区，基础设施相对完善但对景区依赖性强，这类村庄要加强与景区的沟通联系，完善交通设施，实现“村景贯通”，努力发展新业态。资源活化型村庄自身特色明显但周边无景区，这类村庄要坚持保护自身特色，根据实际情况适度、有规划地开发，同时基础设施建设也要跟上。潜力挖掘型村庄自身缺乏特色资源且周边无景区，这类村庄可以从文化产品培育角度入手，深度挖掘文化资源内涵，打造文创产品特色品牌，促进文旅融合。 （三）协同推进，打造全域旅游智慧平台体系。松阳智慧旅游发展取得了较好成效。政府高度重视旅游信息化建设，将智慧旅游作为全县重点推进的旅游工作列入“十三五”规划。一要打造全媒体传播矩阵，充实全县门户网站上的旅游专题网站，结合两微一博公众号平台，完善全方位宣传体系。二要加强旅游大数据平台建设，通过后台实时监控统计客流量、游客咨询、酒店民宿入住率及旅游收入等数据，整合乡村旅游吃、住、行、游、购、娱等要素资源并科学调整分配。三要构建全域旅游智慧平台，以微信公众号（小程序）为端口，向游客开放景区介绍及门票购买、周边餐饮及预定、实时交通、医疗配套等旅游管理服务，构建集个性定制和金融支付于一體的全域化、综合性旅游交易服务平台。四要探索乡村旅游线上营销模式，构建乡村旅游电子商务平台，建立全域民宿线上预定及管理平台、农产品销售平台等，为游客提供旅游OTO服务。

　　 （四）内外连接，完善全域交通网络系统。交通网络是全域旅游的基础和先决条件，发达的全域交通网络将为全域旅游打通发展的血脉。近年来虽然金丽温铁路、高速公路以及在建的衢丽铁路都进一步完善了松阳交通网络系统，但复杂的山区地形仍制约着乡村旅游点的交通条件。一要构建四通八达的对外交通网络，争取早日开通高铁、机场等大型交通系统，全面完善大路网格局。二要完善农村公路网建设，加强乡村与城市、乡村与乡村之间的道路交通衔接，设立交通枢纽，建起全域旅游的“微循环”。三要依托当地生态资源，完善旅游交通专线、自驾风景道、慢行休闲绿道等综合旅游交通体系，形成覆盖全域的“慢行交通体系”。松阳大木山骑行茶园是中国首个骑行茶园景区，目前已建有休闲健身骑行环线8.3公里，专业越野赛道7公里，有效串联中国绿茶第一镇——新兴镇和卯山国家森林公园、松阴溪景观带等旅游资源。可借鉴大木山骑行绿道成功案例，结合自然资源条件，打造“松阳全域旅游发展的新走廊”——特色绿道观光系统。

　　 主要参考文献：

　　 [1]项晓艳.全域旅游驱动乡村振兴：内在机理与实践路径[J].江南论坛，2019（11）.

　　 [2]李汉勤.松阳：以“五个百”工程助推乡村振兴[J].政策瞭望，2019（2）.

　　 [3]莫艳恺.丽水市乡村旅游转型提升发展研究[J].开发研究，2011（2）.

　　 [4]杨冬琳.全域旅游背景下的乡村振兴发展研究[A].共享与品质——2018中国城市规划年会论文集（18乡村规划）[C].2018.

　　 [5]何跃武.东部落后地区智慧旅游发展研究——以浙江丽水为例[J].延边党校学报，2018.34（2）.

第4篇: 形势与政策论文

　　“四月春光好，正是读书时”。在春光明媚的四月，我有幸到百年名校——交通大学学习，五天的培训，让我受益匪浅，仿佛经历了一次文化之旅，一场视听盛宴。培训结束后，仍然回味悠长，也引发了我对于乡村振兴的一些思考……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首次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这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历史任务，是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抓手。而乡村振兴就是要以农村经济为基础，努力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乡村。我认为建设美丽乡村始终都离不开文化。
　　文化是生态宜居的守护者。习总书记说美丽乡村建设就是要“看的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乡村的青山绿水是我们耐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中国自古以来就讲究遵循自然法则而生存。继承和发扬传统的生态文明观，让人们懂得“仁民爱物”，发自内心崇尚自然，珍惜环境，才能从根本上守护住我们的青山绿水。
　　“乡愁”对于乡村来说是对乡土文脉和故土文化的记忆。乡愁可能是一棵长在村头的古树，可能是一间破旧的祠堂，可能是一出家乡的戏曲，还可能只是一位儿时的玩伴。这就需要加强对遗址遗迹、宗族祠堂、田野文物的开发保护，传承乡村文脉，让村民在精神上有归属感。让更多乡贤回到故土推动乡村文化的传承，建设美丽乡村。
　　文化是产业兴旺的金钥匙。乡村产业无论是农业还是第三产业，都需要注入文化内涵，否则就不能产生较好的经济效益。我们平利是女娲故里，中国名茶之乡。当我们的茶饮产业注入文化内涵，整合品牌力量，平利的绞股蓝和绿茶也会像西湖龙井、武夷山大红袍一样名扬四海。到那时，我们卖的就不仅仅是茶而是健康和文化。
　　谈到乡村振兴就会想到乡村旅游。而乡村旅游的持续蓬勃发展，更要注重挖掘文化内涵。一个地方的历史积淀、气候环境、风土人情、饮食起居，风俗习惯等等构成了一个地方的地域文化，而这种文化带给人们的是不同于其他地方的精神体验。譬如，有人喜欢“大漠孤烟直”的苍凉，有人喜欢“海上生明月”的意境。我们要做的就是深入挖掘本地的地域文化，让每一个来平利旅游的客人感受到这片土地与众不同的魅力。
　　文化是乡风文明的约束力。“仁义礼智信、诚孝检勤和”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所在。习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要“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在乡村振兴中，如果我们充分发掘乡规民约、族谱家训这些道德资源，发挥身边榜样的力量。让向善向美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凝聚人心、引领道德、淳化民风，那么“路不拾遗”、“夜不闭户”、“邻里和睦”等等都会成为村民发自内心的尊崇。
　　农村的公共文化建设也是不容忽视的问题。只有健全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才能保障村民的基本文化权益，提高乡村文体活动质量，让广大村民在丰富的文化体验中形成正确的价值取向和道德观念。
　　《周易·贲卦·彖传》中解释文化，“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化是有形的，更是无形的，它无时无刻都在影响着我们的“三观”和生活方式，要想振兴乡村，就得以文化铸魂。有了灵魂的乡村便有了和活力，有了青山绿水和乡愁，有了希望和未来。

第5篇: 形势与政策论文

　　“一带一路”战略和建设重点

　　摘要：“一带一路”是党中央总揽全局做出的重大决策，共建“一带一路”愿景与行动文件正式发布，获得6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支持响应。宣讲“一带一路”建设取得的重要进展和路线图。“一带一路”的立体布局日趋清晰，同沿线国家发展规划的对接不断取得进展，特别是我国分别同俄罗斯、欧洲签署了发展规划对接的联合声明，使“一带一路”倡议在这两个方向上取得了重大进展。“一带一路”也作为中国首倡、高层推动的国家战略，对我国现代化建设和屹立于世界的领导地位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提出，契合沿线国家的共同需求，为沿线国家优势互补、开放发展开启了新的机遇之窗，是国际合作的新平台。“一带一路”战略在平等的文化认同框架下谈合作，是国家的战略性决策，体现的是和平、交流、理解、包容、合作、共赢的精神。作为历史上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福建自贸区应抓住机遇，进一步深化与东盟在各个层面的经济合作。

　　关键词：“一带一路”;建设重点。

　　一、“一带一路”概念由来

　　2013年9月7日，主席访问哈萨克斯坦时首次提出了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战略倡议;同年10月，主席在印度尼西亚国会发表演讲时提出，中国愿同东盟国家发展好海洋合作伙伴关系，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2014年3月，主席在访问欧洲时表示，要把中欧合作和“丝绸之路经济带”等重大洲际合作倡议结合起来，以构建亚欧大市场为目标，加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 2014年5月21日，在亚信峰会上做主旨发言时指出：中国将同各国一道，加快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尽早启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更加深入参与区域合作进程，推动亚洲发展和安全相互促进、相得益彰。在2014年11月8日举行的加强互联互通伙伴关系对话会上，主席强调，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与互联互通相融相近、相辅相成。如果将“一带一路”比喻为亚洲腾飞的两只翅膀，那么互联互通就是两只翅膀的血脉经络。

　　二、 “一带一路”的战略意义

　　“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即“一带一路”)这一倡议顺应了时代要求和各国加快发展的愿望，提供了一个包容性巨大的发展平台，能够把快

　　速发展的中国经济同沿线国家的利益结合起来。

　　1、顺应了中国要素流动转型和国际产业转移的需要。

　　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经济发展水平低下，我们亟需资本、技术和管理模式。因此，当初的对外开放主要是以引进外资、国外先进的技术和管理模式为主。有数据显示，1979至2012年，中国共引进外商投资项目763278个，实际利用外资总额达到12761.08亿美元。不可否认，这些外资企业和外国资本对于推动中国的经济发展、技术进步和管理的现代化起到了很大作用。可以说，这是一次由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性产业大转移。而今，尽管国内仍然需要大规模有效投资和技术改造升级，但我们已经具备了要素输出的能力。据统计，2014年末，中国对外投资已经突破了千亿美元，已经成为资本净输出国。“一带一路”建设恰好顺应了中国要素流动新趋势。“一带一路”战略通过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这“五通”，将中国的生产要素，尤其是优质的过剩产能输送出去，让沿“带”沿“路”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共享中国发展的成果。

　　2、顺应了中国与其他经济合作国家结构转变的需要

　　中国早期的对外开放可以说主要针对的是发达国家和地区。而今，中国的经济面临着全面转型升级的重任。长期建设形成的一些产能需要出路，而目前世界上仍然有许多处于发展中的国家却面临着当初中国同样的难题。因此，通过“一带一路”建设，帮助这些国家和地区进行比如道路、桥梁、港口等基础设施建设，帮助他们发展一些产业比如纺织服装、家电、甚至汽车制造、钢铁、电力等，提高他们经济发展的水平和生产能力，就顺应了中国产业技术升级的需要。

　　3、推动多边合作

　　一带一路战略将是上海合作组织、欧亚经济联盟、中国—东盟(10+1)、中日韩自贸区等国际合作的整合升级，也是我国发挥地缘政治优势，推进多边跨境贸易、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

　　三、“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各种机遇

　　1、产业创新带来的机遇。

　　产业创新涉及产业转型升级和产业转移等带来的红利。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中国的一些优质过剩产业将会转移到其他一些国家和地区。在国内，因为市场供求变化，一些过剩的产业，也许在其他国家能恰好被合理估值;在国内，因为要素成本的上升而使一些产业、产品失去了价格竞争力，也许在其他国家，较低的要素成本会使这些产业重现生机。在国内，因为产品出口一些发达国家受限而影响整个产业的发展，也许在其他国家就能绕开这些壁垒，等等。此外，由于产业转移引致的产业

　　转型升级更是机遇无限，比如技术改造、研发投入、品牌树造等等都会给投资者带来无限机遇。

　　2、金融创新带来的机遇。

　　“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首先需要有充足的资金流，巨量的资金需求只能通过金融创新来解决。我们已经发起设立“亚投行”和“丝路基金”，但这也只能解决部分资金问题，沿“带”沿“路”国家和地区一定会进行各种金融创新，包括发行各种类型的证券、设立各种类型的基金和创新金融机制等等，这其间的红利和机遇之多甚至是不可想象的。

　　3、区域创新带来的机遇

　　“一带一路”本质上是一个国际性区域经济的范畴，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必将引发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区域创新，这包括区域发展模式、区域产业战略选择、区域经济的技术路径、区域间的合作方式等等，这其间的每个创新都蕴涵着无限的机遇。

　　结语：“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不仅有机遇也充满了挑战，需要我们有一定的风险意识，并未雨绸缪。首先，自1999年以来，中国政府就一直鼓励企业“走出去”。最初的投资大多集中于一些全球贫穷国家的资源开采项目上。近年来，随着国内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中国对外投资首次超过了外资流入，对外投资也被引导到发展中经济体和发达经济体中的更为引人瞩目的项目上。五六年前，中国“走出去”模式基本上围绕着大宗商品，现在开始在一些实行竞标机制的国家承建基础设施项目。我们知道沿“带”沿“路”的一些发展中国家还是比较愿意接受我们的投资，但由于其中一些国家政局并不是十分稳定，不同党派之间的理念差别很大，一旦一个党派下台，就会改变过去的对外政策，这必将给我国在这些国家的投资带来巨大风险。因此，我们在具体实施“一带一路”战略时必须对这些国家的政治格局、法律环境等进行仔细研究，在投资之前做好风险应对的预案，将投资的风险降到最低。其次，“一带一路”战略实施中的任何创新其实都会有潜在的风险，尤其以金融为主的虚拟经济创新蕴含的乘数式风险，需要我们时时刻刻保持高度警觉。 最后，实施“一带一路”战略必须得与国内经济状况相适应。我们要看到，中国的产能过剩是相对的;实际上，国内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仍有很大空间，大有可为。如果我们不顾及国内的这些实际需求而一味向国外投资和转移产业，有可能会产生对国内投资的挤出效应和产业的“空洞化”。对此我们要提高警惕。

　　参考文献:

　　[1] 剧锦文 经济日报[N] 中国社会科学院 2015/4/2 第13版

　　[2] 王义桅 “一带一路”机遇与挑战[M] 人民出版社2015

　　[3] 冯并著 一带一路：全球发展的中国逻辑[M] 民主法制出版社2015

第6篇: 形势与政策论文

　　[摘要]新常态下，“形势与政策”课教学改革应重新审视课程性质和特点，回归课程和教育教学原本。本文针对现在课程体系存在的问题，对症下药，从课程定位、教学模式和长效机制三个方面进行改革，以提高课程内涵和教学的实效性。

　　 [关键词]高职院校;形势与政策;教学改革

　　 [中图分类号]G6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5918（2019）02-0137-02

　　 doi：10.3969/j.issn.1671-5918.2019.02.061[本刊网址]http：//www.hbxb.net

　　 一、引言

　　 “形势与政策”课是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帮助大学生正确认识新时代国内外形势，深刻领会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所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面临的历史性机遇和挑战的核心课程，也是引导大学生准确理解党的基本理论、路线和方略的重要渠道。新时代高职院校如何定位“形势与政策”课，探索全新的教学模式并构建长效机制值得我们深入探讨。

　　 二、“形势与政策”课的特点

　　 “形势与政策”课具有理论武装时效性、释疑解惑针对性、教育引导综合性等三个特点。

　　 （一）理论武装时效性。理论性是指该课程理论性强，要讲好“形势与政策”课，任课教师必须具备比较深厚的理论功底。比如中东局势为代表的国际局势类的问题就涉及诸如劳动、剩余价值、资本、（垄断）資本主义的发展等概念和理论，同时也涉及诸如战略位置、自然环境、历史文化、（陆）海权论、文明冲突等军事、地理、历史、政治多学科的相关知识。该课程理论性强的特点就要求任课教师必须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综合多学科相关知识背景以及相关学者的论述，才能将相关的焦点、热点讲透说明，否则就热点讲热点，就焦点讲焦点，流于表面而影响教学效果。另一方面，该课程时效性强。根据教育部社政司每学期初下发的《高校“形势与政策”教育教学要点》，选取半年内发生的要闻组织教学，而国际国内的焦点热点瞬息万变，不可能有固定的教材，甚至本周的课结束后，下周的课讲什么内容都要重新严格界定和组织。这里要说明的是，不管是理论性还是时效性，对教师的要求都非常高。而理论性和时效性同时集聚在该课程里面，教学难度更可想而知了。

　　 （二）释疑解惑针对性。根据理论的时效性特点，“形势与政策”课必须理论联系实际和直面学生的问题。一方面，“形势与政策”课在大部分高职院校都被划人理论课，但实际讲授中，理论只能是一条隐形的支撑线索，更多的还是针对一个个鲜活的热点和焦点问题。“形势与政策”课不同于高职院校一般的理论课，前者重例有理，后者重理有例;前者具体鲜活，后者抽象概括;前者要透过大量纷杂的现象点明本质再回到现象本身，难以有固定的模式套用，后者逻辑分析和推理过程都有理可循。另一方面，“形势与政策”课必须经常直接面对来自学生的各种质疑和问题，现实而敏感，差异性大而又有相似之处。如何正确回答这些问题，是对任课教师极大的考验，也是“形势与政策”课课堂教学效果好坏的关键点。

　　 （三）教育引导综合性。如上所述，“形势与政策”课不仅要求任课教师具备比较深厚的理论功底，还要综合利用各相关学科理论和背景知识，更要有针对性地回答来自学生的各种问题。学生所提问题，从三观缺失到大学生活适应，从学业迷茫到失恋迷失，从网络时尚到人际关系，从社会万象到人间小事，纷繁杂呈应接不暇。在这种情况下，“形势与政策”课要想起到教育引导作用，教师要综合考虑学生各种情况，要掌握当代大学生在成长过程中的特点，使学生通过课堂教学，从不同的侧面和不同角度分析，使学生不失时机地实现智力发展，逐渐促进学生优良思想品质的形成。

　　 三、“形势与政策”课教学存在的问题

　　 （一）教育观念和重视不到位。高职院校对“形势与政策”课重要性和特殊性认识不到位，对课程重视不够，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思政课“无用论”的观念根深蒂固。长久以来，对思政课的厌倦，几乎是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学生几乎把思政课与“洗脑”“无聊”等字眼直接挂钩，很多教师甚至是学校领导也把思政课归入鸡肋课程行列。第二，高职院校普遍存在重专技轻思政的传统。第三，高职院校的思政课的生存空间逐步被实习实训、顶岗实习、技能大赛和考证侵吞。于是，“形势与政策”课学分少课时少，任课教师之间以及与专业课教师之间各自为政，大班上课成为常态。

　　 （二）教师队伍建设有待加强。在大多数高职院校，“形势与政策”课任课教师一般归属于三类——带其他思政课专任教师、辅导员和学校行政人员。第一类教师能上但不愿上，能否上好还是未知数。第二、三类教师愿意上但很难上好。这三类教师分属不同部门，很难进行有效的组织课堂教学。同时在这三类教师中，中级职称和本科学历的人员居多，比例高达60.5%，高级职称和博士学历的教师严重缺乏，占比不到7%。这三类教师一般教学任务繁重，在完成授课任务之余，难以留存科研工作所需的充足时间和自我提升的学习精力，繁重的教学任务在客观上也制约了教师继续学习和教研活动的开展，因而导致部分教师职业能力水平低下难以胜任教学工作。

　　 （三）教学方法和手段不够丰富。高职院校许多教师仍然采取满堂灌式教法，有的更是集中起来作报告。这样的教学形式往往会抑制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学生总处于被动学习，兴趣和激情就得不到有效调动，于是开小差、迟到、旷课、睡觉也就成了普遍现象。另外，有的“形势与政策”课仍然是教师一支粉笔、一本讲稿、一张嘴的授课方式，网络化、数字化等现代化教学手段没有充分利用，有些教师做的PPT课件，充其量是对传统板书的简单代替，达不到应有的教学辅助效果。

　　 四、对“形势与政策”课教学改革的几点建议

　　 （一）重视程度和教育观念双到位。高职院校的人才培养是全方位的，而思想道德素质和法治素质是人应该具有的基本素质，在教育教学过程中就不能局限于专业知识和技能，更应关注学生的思想品质和全面发展。“形势与政策”课不是单纯地灌输时事热点，而是磨砺学生的双眼，使其学会透过现象看本质;不是机械地进行道德大义说教，而是磨砺学生的思维，使其学会辩证唯物主义方法论;不是强制式的头脑洗礼，而是引导学生的灵魂，在带人中发现差异，在对比中发现自我、认识自我、回归自我。如果“形势与政策”课有幸能让学生搞清楚“我是谁”，那么接下来能做什么和应该做什么就顺理成章简单自然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形势与政策”课的真正意义和作用就能呈现出来。因此，高职院校要对其给予足够的重视，无论是在人力、财力上，还是政策、组织、措施上都给予足够支持，确实保障其健康和持续发展。 “形势与政策”课只是一门课程，但其课程改革和建设发展离不开高职院校的办学定位和办学实际。为谁培养人和培养什么人是高职院校办学定位的根本问题，也是高职院校包括“形势与政策”课在内的各类课程教学改革的根本方向。高职院校办学都面临经费、生源、师资以及大环境的变化等等都是具体而不能绕开的办学实际问题，直接关乎怎样培养人的问题。“形势与政策”课教学改革关键在于，如何将课程性质与办学定位、办学实际相结合，在综合平衡中找到真正适合高职院校教学改革的起点。只有找到这个起点，才能找到走适合自己的道路，才能不被各种光鲜艳丽的教育潮流所迷惑。否则，人云亦云始终走不出困境。只有找到这个起点，才能构建良性发展的基本框架。

　　 （二）构建课程改革的基本框架。首先，加强师资队伍多元化建设。专业教师结构配置要多元化。专任教师要“好”，辅导员和行政人员要“能”，其他专业课教师要“愿”。选拔那些政治素质强、知识结构合理、教学技能丰富的作为专任教师，形成师资队伍的中坚力量。选拔经验和阅历丰富的辅导员及行政人员作为兼职教师，充分发挥多学科融人的优势。切实提高“形势与政策”任课教师的地位，让其他专业课教师“愿”加入其中，并在统一规划和有力领导下，塑造良性的竞争状态和发展趋势。当然，多元化不是无底线，而是让“形势与政策”课任课教师构成形成良性互补和充分竞争的良好态势。另外，专业教师成长多元化。在教师成长类型上。教学效果良好的任课教师应多鼓励和支持其赛课、评课，培养“以赛促长”“以赛促建”和“以赛促学”的软环境;在教师成长激励上，要物质奖励、精神奖励和政策支持相结合。在教师考评上，实现学生评教、同行互评和学校考核相结合。在职称评审上给予关注。

　　 其次，规范教学内容和管理。“形势与政策”课没有固定的教材和教学内容，却有一条不变的红线——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围绕这条红线，模块化每学期的教学内容以确保教学内容的整体性和系统性。结合教育部的“教育教学要点”，可视化每学期的教学专题以确保教学内容的统一性。发挥教研室的作用，标准化备课、编写教案和制作课件以确保教学内容的規范性。另外，课程管理规范化，课程由谁组织协调、由谁布置实施、由谁负责考评，高职院校要出台文件务必落实到各具体职能部门。

　　 （三）课程改革重在形成长效机制。课程教学改革的起点和基本框充其量只能算是制度设计，并不是实施过程更不是结果。因此，高职院校应该在具体教学组织和实施过程中，随着各种问题的暴露，不断结合本校实际，摸索和建立起一套长效机制，并充分发挥高职院校灵活多变的优势，实施一校一方案和一课一方案的“四一工程”，走特色发展之路，走创新发展之路，走内涵发展之路。

　　 丰富教学方法和手段是提高课堂教学质量，是教师素质和业务水平的集中体现。“形势与政策”课教学瓶颈或许不是选择规范性、系统性的教学专题，而是如何找到合适的方式来引导学生参与进来并入脑人心。因此，应充分考虑各学院以及不同专业学生的实际情况，合理编制课表，营造良好的教学氛围;充分激活专题，以贴近生活贴近实际为导向调动学生的兴趣;充分研究高职学生的特点，找到起点代人理论，内化于心;充分利用热点分析、主题演讲、时政报告、现场辩论等多样化教学手段，提高课程互动比重，激发学生思考，外化于行。

　　 五、结语

　　 综上所述，面对各种实际问题，高职院校的“形势与政策”课教学改革，应该在了解课程性质和特点的基础上，综合本校的办学定位和办学实际，找到课程教学改革的起点，进而构建课程教学改革的基本框架，并在具体的教学实践中逐步形成特色发展模式。

第7篇: 形势与政策论文

　　【提要】无论从供给侧还是需求侧的角度来看，新冠肺炎疫情都将影响国际货物和服务贸易。本文试图用历史和经济的逻辑来预测此次疫情对贸易的影响。研究发现，疫情对全球经济和贸易的影响沿着供应链扩散是很有可能的。虽然新冠肺炎疫情似乎不太可能像2008-2009年的全球危機那样对世界经济造成如此严重和广泛的冲击，但贸易受到重创的时间可能不会很短。在疫情冲击下，政策和企业的错误反应可能会对贸易体系造成永久性损害。我们不应将大流行病视作反全球化的正当理由。

　　【关键词】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贸易;供应链

　　新冠肺炎疫情将同时对供给侧和需求侧产生冲击。无论从供给侧还是需求侧的角度来看，疫情都将影响国际货物和服务贸易。本文试图用历史和经济的逻辑来预测此次疫情对贸易的影响。关键结论是，新冠病毒在经济上可能与医学上一样具有“传染性”。二战以来，大流行病主要爆发于非重要经济体，而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了世界上所有最大的制造业经济体——而且几乎是同时发生的。因此，新冠肺炎疫情对世界制造业的影响将与过去截然不同，全球正在进入一种非常奇怪的衰退。

　　制造业受到的冲击主要来自两个方面。第一个冲击是政府为了降低感染率采取了管控措施，让工人离开工作岗位，这些措施明显降低了产出。第二个冲击来自于预期冲击，这种冲击损害了对制成品的需求。

　　政府政策和企业的错误反应可能会对全球贸易体系造成永久性损害。美国与其贸易伙伴之间的贸易摩擦可能与疫情造成的供应链中断产生叠加效应，推动供应链回撤。供应链的国际化可以提高生产力，因此供应链回撤将造成相反的效果，在这个问题上各国政府应该吸取教训。

　　一、全球制造业面临三重打击

　　制造业是极为特殊的产业部门。对于大部分制成品而言，消费是“可推迟”的。正如我们在2009年全球贸易危机中所看到的，由于消费者处于观望状态，对耐用品需求的冲击要大于非耐用品。我们认为，受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全球制造业可能面临三重打击。第一，由于疫情在世界制造中心（东亚）和工业大国（美国和德国）迅速蔓延，供给的中断直接阻碍了生产。第二，由于受影响较小的国家的制造业部门从受疫情影响严重的国家获得必要进口工业投入品的难度更大、成本更高，供给侧的冲击将沿着供应链不断放大。第三，由于总需求下降（如宏观经济衰退）以及消费者和企业因预防性动机延迟购买和投资，需求随之出现中断。

　　当然，所有受影响国家的服务业部门也都受到了沉重打击（特别是餐饮和电影院等），但制造业遭受的冲击无疑更大。

　　关于全球制造业所受到的直接冲击或需求下降的影响，我们还无法获得足够的数据，但我们可以利用危机前的数据来考察疫情是如何通过供应链传染的。

　　二、供给和需求冲击对总贸易流动的影响

　　引力模型在双边贸易流量决定因素实证研究中的应用越来越广泛。引力模型认为，一国（出口国）到另一国（进口国）的出口价值与进口国总需求（以其GDP衡量）和出口国总供给（以其GDP衡量）正相关，与两国之间的距离负相关。

　　由于两国之间距离不变，对双边出口的冲击可以简单分解为供给冲击（出口国GDP变化）与需求冲击（进口国GDP变化）。按照这种分解方法，新冠肺炎疫情对总贸易的影响如下：第一，如果新冠肺炎疫情是一种供给冲击，一国生产的供应中断表现为其对贸易伙伴出口的减少。随着贸易伙伴进口的减少，总需求转向当地替代品或者出现缺口。第二，如果新冠肺炎疫情演变为需求冲击，一国收入的下降将导致其从贸易伙伴的进口减少。随着贸易伙伴出口的减少，总需求进一步下降。这即是需求冲击的传播方式。

　　鉴于当前受冲击最严重国家的经济重要性，其面临的巨大的需求冲击和供给冲击必然会导致全球贸易流动出现大幅下降。

　　三、通过全球供应链的“供给端传染”

　　国与国之间是通过国际贸易联系在一起的，因此贸易是跨国“传染”的重要媒介。当然，国际贸易的形势越来越复杂，自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全球供应链（价值链）成倍增长。这使得上述供给和需求冲击的传播更加复杂。制造业的连锁反应将取决于各国对其他国家制造业部门的直接或间接的敞口。

　　截至2020年3月初，新冠肺炎疫情主要集中在中国，90%以上的确诊病例都发生在中国。其次，受影响较大的两个亚洲国家是日本和韩国。中国、日本和韩国对于大多数制成品的全球供应链至关重要。

　　图1以中国纺织品为例。圆形面积反映了双边贸易流动规模，箭头粗细反映了双边贸易流动的相对重要性。图1仅考察纺织业使用的中间投入品的贸易。

　　在研究新冠肺炎疫情如何沿着供应链扩散时，可以观察到两个显著特征：第一，在纺织业中间投入品方面，中国确实是世界工厂——是全球贸易和生产网络的中心;第二，纺织业的区域中心也十分明显，即意大利是“欧洲工厂”的心脏，中国是“亚洲工厂”的心脏，美国是“北美工厂”的心脏，非洲和南美洲则没有类似的枢纽国家。

　　图2显示了信息和通信技术（ICT）部门使用的中间投入品的信息。图1和图2之间的明显差异表明，两个部门是不能一概而论的。

　　不同部门的供应链差别很大。在信息与通信业，我们看到了中国的中心地位，但也有一些细微差别。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和中国大陆均是信息和通信产品“亚洲工厂”的中心，且信息和通信业供应链的地域性比纺织业更强。

　　以上证据表明，疫情的影响沿着供应链扩散是很有可能的。东亚制造业的供给中断很可能会损害世界其他国家的制造业部门。

　　基于经合组织（OECD）贸易增加值数据库，我们对全球供应链的联系进行了研究。表1显示了各国制造业的相互依存关系，我们关注的重点是一国直接或间接购买产品的来源。例如，美国从中国主要通过三个途径进口产品。第一个渠道是直接进口中国制造的最终产品。考虑到美国从中国进口的部分产品实际上是在其他国家生产的（如中国可能从日本购买精密光学元部件，用于生产出口到美国的相机），我们对此进行了相应调整。 第二个渠道是美国公司从中国进口零部件，然后由美国制造商将这些零部件组装成美国公司和消费者购买的产品。比如中国可能会向美国公司出口安装在美国车道遥控门上的电机。

　　第三个渠道是美国从第三国购买包含中国生產零部件的产品。比如美国进口了大量墨西哥生产的汽车，这些汽车有很多零部件是从中国进口的。

　　从表1的结果来看，美国、德国、中国和日本生产的产品和零部件在所有其他主要国家的进口中都非常重要。在列出的所有国家中，中国的增加值占最终支出的比例不低于3%。我们还可以从数字上看到很强的区域性，美国在北美地区占据主导地位，中国和日本在东亚地区也是如此，欧洲制造大国英国、德国、法国和意大利（尤其是德国）是其他欧洲国家的主要供应商。

　　由此可见，美国、德国、中国和日本的供应中断，可能会对所有主要经济体的消费者和公司产生重大影响。

　　四、服务贸易

　　一些服务贸易，如航空、酒店租赁和旅游业，已经受到新冠肺炎疫情从供给侧和需求侧的沉重打击。其他服务业，如金融服务和医疗服务受到的冲击则相对较小。总体来看，疫情的冲击似乎会鼓励人们进行远程、居间的人际交往活动。由于这些活动是许多服务业的核心，新冠肺炎疫情可能最终会增加服务贸易。

　　五、以往全球贸易受冲击的经验教训

　　2008-2009年的全球危机导致了后来所谓的“贸易大崩溃”（GreatTradeCollapse）。2008年三季度至2009年二季度，全球贸易急剧下降，降幅是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的最大值。这种下降具有突发、剧烈和全球同步的特征，因此影响巨大。

　　全球贸易自二战以来下降了数倍，但2008-2009年的冲击是迄今为止最大的。如图3所示，在1965年以来发生的三次全球衰退中（1974-1975年石油危机、1982-1983年经济滞胀、2001-2002互联网泡沫危机），全球贸易至少下滑了四分之三。

　　虽然新冠肺炎疫情似乎不太可能像2008-2009年的全球危机那样对世界经济造成如此严重和广泛的冲击，但当时的经验可以为此次疫情的影响范围提供一个可能区间。同样值得注意的是，贸易受到重创的时间可能不会很短。当时全球贸易量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一直处于负增长。

　　此次疫情与2008-2009年贸易大崩溃的另一个重要区别是，当时更多是需求侧出现问题。全球金融危机对供给侧造成了一定的直接损害，但主要集中在银行和金融业。制造业的损失（如克莱斯勒破产）主要是因为危机引起的经济衰退而不是危机本身导致的。

　　已发表的关于贸易大崩溃原因的研究为预测未来可能发生的事情提供了重要线索。可能导致贸易崩溃的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1）包括进口在内的所有产品的总需求下降;（2）贸易融资变得更加困难;（3）贸易壁垒不断升级（CrowleyandLuo，2011）。

　　学者的普遍看法是，贸易的崩溃主要是需求冲击造成的，特别是对于“可推迟消费”的商品（Eatonetal.，2009;Bénassy-Quéréetal.，2009;Levchenkoetal.，2009）。也就是说，由于很大一部分贸易是耐用品，出口的波动幅度往往是GDP的2-3倍（EngelandWang，2011）。

　　此外，需求冲击会沿着供应链放大，我们称之为“牛鞭效应（BullwhipEffect）”（Zavacka，2012）。对最终产品的需求下降会导致供应链上的每个生产者在重新下订单之前清空他们的库存。其结果就是，对于供应链上游的公司来说，需求冲击被放大了。全球价值链的作用也十分重要（Bemsetal.，2010;Yi，2009;Alessandriaetal.，2010;Altomonteetal.，2012）。

　　关于“供应链传染”的问题，Bems等（2010）使用全球投入产出框架来量化2008-2009年全球经济衰退期间美国和欧盟的需求溢出效应以及世界贸易对GDP的弹性。研究结果显示，美国和欧盟需求下降的影响中，20%-30%是由其他国家承担的，北美其他国家、欧洲新兴国家以及亚洲受到的打击最大。

　　关于另外两个可能导致贸易崩溃的原因，CrowleyandLuo（2011）研究发现，几乎没有证据表明贸易壁垒在贸易崩溃和复苏期间有所上升。Bricongne等（2012）以及ChorandManova（2010）认为，信贷限制对贸易的总体影响是有限的。

　　六、结论

　　在疫情的冲击下，政策和企业的错误反应可能会对贸易体系造成永久性的损害。美国对其所有贸易伙伴不断发起贸易摩擦，以及新冠肺炎疫情可能造成的供应链中断，这些因素叠加在一起可能促使美国将供应链回撤。供应链的国际化可以提高生产力，因此供应链回撤将造成相反的效果，在这个问题上应该吸取教训。

　　完全依赖其他国家的供应显然会增加风险。比如日本，如果再发生一次2011年的海啸，其生产成本和风险都会增加，而预测显示这样的自然灾害在未来发生的概率很高。

　　我们不应将大流行病视作反全球化的正当理由。增加进口来源可以缓解对某个国家过度依赖的问题，尽管这样做会带来生产成本的提高。近年来，一些跨国公司已经开始将投资目的地转向多个国家，这主要是受一些新兴市场国家工资上涨的推动。信息和通信技术的发展将帮助企业更加有效地协调全球配置。

　　参考文献

　　[1]Alessandria，G，JPKaboskiandVMidrigan（2010），“TheGreatTradeCollapseof2008–09：AnInventoryAdjustment？”，IMFEconomicReview58（2）：254-294. [2]Altomonte，C，FDiMauro，GOttaviano，ARungiandVVicard（2012），“GlobalValuechainsduringtheGreatTradeCollapse：ABullwhipEffect？”，inFirmsintheInternationalEconomy：FirmHeterogeneityMeetsInternationalBusiness，pp.277-308.

　　[3]Baldwin，R（ed.）（2009），TheGreatTradeCollapse：Causes，ConsequencesandProspects，CEPRPress.

　　[4]Bems，R，RCJohnsonandKMYi（2010），“DemandSpilloversandtheCollapseofTradeintheGlobalRecession”，IMFEconomicReview58（2）：295-326.

　　[5]Bénassy-Quéré，A，YDecreux，LFontagnéandDKhoudour-Casteras（2009），EconomicCrisisandGlobalSupplyChains.

　　[6]Bricongne，JC，LFontagné，GGaulier，DTaglioniandVVicard（2012），“FirmsandtheGlobalCrisis：FrenchExportsintheTurmoil”，JournalofInternationalEconomics87（1）：134-146.

　　[7]Chor，DandKManova（2012），“OfftheCliffandBack？CreditConditionsandInternationalTradeduringtheGlobalFinancialCrisis”，JournalofInternationalEconomics87（1）：117-133.

　　[8]Crowley，MandXLuo（2011），“UnderstandingtheGreatTradeCollapseof2008-09andtheSubsequentTradeRecovery”，EconomicPerspectives35（2）：44.

　　[9]Eaton，J，SKortum，BNeimanandJRomalis（2016），“TradeandtheGlobalRecession”，AmericanEconomicReview106（11）：3401-38.

　　[10]Engel，CandJWang（2011），“InternationalTradeinDurableGoods：UnderstandingVolatility，Cyclicality，andElasticities”，JournalofInternationalEconomics83（1）：37-52.

　　[11]Levchenko，AA，LTLewisandLLTesar（2010），“TheCollapseofInternationalTradeduringthe2008–09Crisis：InSearchoftheSmokingGun”，IMFEconomicReview58（2）：214-253.

　　[12]O’Rourke，KH（2018），“TwoGreatTradeCollapses：TheInterwarPeriodandGreatRecessionCompared”，IMFEconomicReview66（3）：418-439.

　　[13]Yi，KM（2009），“TheCollapseofGlobalTrade：TheRoleofVerticalSpecialization”，inTheCollapseofGlobalTrade，MurkyProtectionism，andtheCrisis：RecommendationsfortheG20，pp.45-48.

　　[14]Zavacka，V（2012），“TheBullwhipEffectandtheGreatTradeCollapse”，ERBDWorkingPaperNo.148.

　　Abstract：BothsupplyshockanddemandshockofCOVID-19willimpactinternationaltradeingoodsandservices.Thispaperisanattempttothinkaheadaboutthetradeeffectsusinghistoryandeconomiclogictoguidetheforward-lookingeffort.Thekeytakeawayisthatthevirusislikelytobeas‘contagious’economicallythroughglobalsupplychain.ItseemsatthispointunlikelythatCOVID-19wouldhittheworldeconomyashardandasbroadlyastheGlobalCrisisdidin2008-09，butitisworthnotingthatthetradecontractwassharp，notparticularlyshort.Thereisadangerofpermanentdamagetothetradesystemdrivenbypolicyandfirms’reactions.Weshouldnotmisinterpretpandemicasajustificationforanti-globalism.

　　Keywords：COVID-19;InternationalTrade;SupplyChains

　　转载注明来源:https://www.xzbu.com/1/view-15252699.htm

第8篇: 形势与政策论文

　　摘要：当代大学生肩负着建设祖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现伟大的中国梦的重要使命，他们是否具有坚定的理想信念对中国梦的实现起着关键性作用。本文在阐释中国梦与理想信念教育内在联系的基础上，分析中国梦背景下，加强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的必要性，探析以中国梦为契机，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的途径。

　　关键词：中国梦;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途径

　　一、中国梦与理想信念

　　2012年11月29日，同志在参观《复兴之路》时指出，“实现中国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中国梦已经成为这个时代的最强音。报告提出，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中国梦的根本要求，其本质简单归结为：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和社会和谐的中国梦。这个现实的中国梦就是每一个中国人的一个、两个、三个直至千千万万个梦想汇聚起来所形成的一个大的梦想体。理想信念是“理想”和“信念”两个词有机融合为一体的。“理想”是对未来的期盼和期望，是人生追求的奋斗目标。“信念”是确信某种思想见解或理论实践，并以之为准则付诸实践。理想信念是人们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集中反映[1]。崇高的理想信念会激发人们的热情，振奋人们的精神，鼓舞人们的斗志。中国梦就是所有中国人理想信念的汇聚。一方面，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我们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中国梦为我们提供了共同的理想及为之努力的方向;另一方面，我们坚定的理想信念是促进国家发展，绵延历史记忆，推动中国梦实现的精神动力。中国梦是民族的梦，也是每个中国人的梦。只有每个人坚定社会责任感，发挥主人翁意识，通过个人奋斗实现自身价值，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心怀共同理想，弘扬民族精神，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热爱祖国、爱岗敬业，才能让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开放发展成果、过上美好幸福的生活[2]。当代大学生肩负着建设祖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实现伟大的中国梦的重要使命，大学生个人梦想的汇集就是伟大的中国梦，自我价值实现的累积才能创造巨大的社会价值。大学生只有坚定理想信念，以小我激发大我，才能铸就中国梦这个更加辉煌的事业。

　　二、中国梦背景下，加强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的必要性

　　1.大学生的理想信念教育关系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理想信念是一个人乃至一个国家、民族的精神支柱和动力源泉，理想信念发挥着凝聚人心、团结奋斗、克服一切艰难困苦、夺取革命胜利的强大作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大学生的历史使命，他们是否具有崇高坚定的理想信念直接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关系到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建设，关系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进而关系到中国梦的顺利实现。因此，必须加强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引导他们树立和坚定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走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克服前进道路上的艰难险阻，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2.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面临严峻挑战，阻碍中国梦的实现。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经济全球化的渗透，大学生深受各种错误文化思潮和价值观念的影响。一方面，部分大学生贪图享受、不思进取、崇尚金钱，把“成为百万富翁”、“有房有车”视为自己人生追求的最大目标，淡化了对远大理想的追求，出现了信仰危机;另一方面，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其强大的经济和科技实力，不断加强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思想文化渗透，尤其是通过互联网、多媒体等传播渠道，大量地灌输西方意识形态，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其理想信念的迷失和扭曲。如果大学生当中出现的理想缺失问题得不到及时解决，那么文化强国建设将无从谈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也将成为海市蜃楼。可以说，大学生的理想信念教育之途，也是伟大的中国梦的实现之路。

　　三、以“中国梦”引领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

　　加强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已经成为当代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内容。高校应该抓住实现“中国梦”这个契机，以“中国梦”引领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用“中国梦”强化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

　　1.深化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改革，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承担着对大学生进行马克思理论教育的任务，是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渠道。高校应该不断深化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改革，从改革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材、课程入手，进一步加强授课教师队伍建设，深化改革其授课内容、授课方式、方法，以激发学生的潜在兴趣出发，加深印象，通过改善教学手段，引导学生要有崇高坚定的理想信念。同时，发挥课程育人功能，借助课程渗透作用，抓住实现“中国梦”这个契机，通过讲座论坛形式，学校组织开展国家形势政策教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组织讨论两会精神，引导大学生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信心，使他们认识到自己身上担负的重任，从而坚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伟大中国梦的理想信念。

　　2.大力加强校园文化建设，营造理想信念教育的良好氛围。大学校园是大学生学习、生活的主要场所，其校园文化无时无刻不在熏陶影响着大学生。高校应该加强校园文化建设，努力营造健康、和谐的文化氛围和良好环境，通过建设具有时代特征和学校特色的校园文化，加强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比如：以当前大力宣传“中国梦”为背景，学校组织开展以“中国梦”为主题，集科技、学术、娱乐、教育为一体，体现各个院系自身专业特点，具有积极向上意义的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科技学术活动，无形中加强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

　　3.积极开展社会实践活动，渗透理想信念教育。社会实践活动是促使大学生理想信念从形成到成熟最直接、最有效的方式。高校应该积极主动地结合“中国梦”主题教育和大学生的特点，培养大学生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观点去分析和解决实践问题。把企业、社区、基层、农村作为大学生的实践基地，使他们在实践中充分认识到国家的方针、政策，充分体会到自己肩负的历史使命和责任，从而达到认识自己、锻炼自己、提高自己、完善自己的目的，形成健康的人格，树立正确的理想信念，成为社会有用的人才，努力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4.充分利用网络新阵地，开展理想信念教育。近几年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网络已经成为高校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新型重要阵地，深刻影响着大学生的思想观念和行为养成。因此，高校要主动占领诸如微博、校内网、QQ群等网络新媒体思想政治教育新阵地，深入开展理想信念教育，广泛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梦”学习教育。高校应该充分发挥网络新阵地的优势，不断提高网络队伍建设，提高网络技术建设，积极开发建设理想信念教育专题网站，采用寓教于乐的宣传教育方式，开设红色教育、学习专栏、在线党校、校园新闻、校园论坛、心理咨询、校长信箱等，不断提高栏目的影响力、吸引力和点击率，加强思想引导，无形之中做到理想信念教育。

　　参考文献：

　　[1]孔一霖.大学生理想信念与思想政治教育[J].教育论丛，2011，(1).

　　[2]李姝輒，柳礼泉，唐珍名.“中国梦”里有强国也有富民[J].经济日报，2013，(4)：27.

第9篇: 形势与政策论文

　　[摘要]高校创新创业教育作为一种新的教学模式和理念，是时代发展的要求，也是国家人才培养的需要。创新创业训练计划的实施有助于提升大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和社交能力，增强团队合作意识，培养学生的创新素养。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在实施过程中还存在一些问题，如创新创业教育理念缺失、师资力量欠缺、项目宣传力度不够等，还需要不断深化教育改革，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形成课程体系，打造宣传服务平台，探索具有校本特色、专业特色的创新创业活动。

　　[关键词]创新创业教育;训练计划;独立学院;人才培养

　　创新创业教育起源于美国。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美国教育界在创新人才培养方面，就提出了培养具有创新精神的跨世纪人才的目标，其显著特点是注重使学生获得新知识，培养学生的分析能力和独创精神。英国政府也将大学生创新教育和创业教育视作优秀领域，在政策上给予大力支持、引导和规范，通过专利转让、创办科技园、开展合作研究项目等多种形式为社会经济与科技发展服务。

　　我国的创新创业教育研究起步较晚，与欧美等发达国家相比有很大差距，但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国家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越来越依赖于科技的创新和人才的培养，我国也逐渐开始重视创新创业教育的研究与普及。2015年，在中明确提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工作思路。在这种社会大背景下，高校作为人才输出的重要源头，应转变教育思想，更新教育理念，改革人才培养模式，增强学生的创新和创业能力，努力培养适应创新型国家建设需要的高水平创新人才。

　　高校创新创业教育是一种崭新的教育理念。“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以下简称“大创”)是推动高校创新创业教育实施的一种有益的尝试，多个省份的高校也相应推出“省大创”“校大创”项目。笔者结合自身指导学生参加2015年天津市“大创”项目的经历，对项目实施中的收获与思考作一探讨。

　　一、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对学生的影响

　　1.兴趣驱动，自主学习能力提升

　　“大创”项目是在导师指导下，以学生为主体完成各项创新创业工作，因而学生有很高的自主权。“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大创”项目很多都以学生关注的热点为出发点，结合学生的专业特点和自身优势进行选题。但对于专业知识和创业经验都有限的大学生来讲，项目实施过程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除了教师的必要指导之外，学生都需要独立探索和钻研，利用图书馆、网络等媒介搜集信息，然后整合有用信息，分析和解决出现的问题。随着项目的推进，学生自主学习能力会不断提升。

　　2.团队合作意识增强

　　目前在校大学生都是“90后”，与“80后”相比他们有着更加鲜明的个性，加之独立学院的学生家境普遍较好，因而自我意识更加强烈。在项目实施过程中，项目成员分工合作，相互交流，相互配合。有的同学负责网络线上宣传、推送育儿知识，有的同学负责线下活动，如亲子活动、幼儿武术教学等，还有的同学负责文案、经费使用等工作。工作中大家一起分担遇到的困难，一起分享成功的喜悦，从中认识到团队合作的重要性。

　　3.社交能力得到锻炼

　　而今，越来越多的大学生变成了“宅男宅女”，平时“宅”在宿舍里，放假“宅”在家里，通过网络不用出门也可以解决吃饭、购物、休闲娱乐等问题，这无形中就缺少了与他人交流的机会，甚至有的学生出现了交际障碍。我们面对的是一个需要合作共赢的社会，与人沟通已不再是一种职业技能，而是一种生存方式。在开展项目寻找市场客户时，学生体会得尤为深切。他们要根据不同的对象选择不同的交流方式;在洽谈中，要一边聆听一边分析对方的需求，还要用对方容易接受的方式尽量展现自身团队的优势，争取达到共赢。经过几次成与败，学生们在与人交谈时，少了几分稚气，多了几分成熟;少了几分冲动，多了几分沉稳。

　　4.创新素养不断提升

　　从项目的选题、项目申请的撰写到项目的实施，学生们经历了多次头脑风暴，每一环节都不是简简单单百度一下就可以解决的，需要大量理论与实践的论证。只有勤动脑、敢创新，才能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有所突破。经过项目的锤炼，学生们已经渐渐掌握了一些方法，创新素养也不断提升。

　　二、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存在的瓶颈问题

　　1.创新创业教育理念缺失

　　首先，在高校开展创新创业教育并不等同于举办职业生涯规划大赛或创业计划大赛，也不是鼓励学生休学创业，而是为了培养在校大学生创新创业的意识、精神和能力，为大学生的未来发展培养一种核心素质。独立学院以培养“应用型人才”为目标，在创新创业教育上更多的价值取向还是偏向于解决大学生的就业困难，这就导致创新创业教育的内涵和价值缺失。其次，一些“大创”项目并非是以学生为主体，而是指导教师的研究课题，教师借此项目丰富自己的业绩，这也违背了创新创业的教育理念。第三，部分学生对“大创”项目认识有偏差，盲目申请，但后期或因无法兼顾专业和科研，或因缺乏毅力难以坚持到底。

　　2.师资力量欠缺

　　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学生会受专业知识、创业经验和分析处理问题能力的限制而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如果这些问题不能很好地解决，久而久之，学生很容易放弃，最后导致项目失败。所以，指导教师在项目实施中起着很重要的作用。然而，就实际情况来说，指导教师的指导工作还存在一些不足。例如：在日常教育教学中，指导教师的科研任务过于繁重，难以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进行全程指导;指导教师大多是年轻教师或辅导员，自身创新能力不足，缺乏创业实践经验，因而在学生遇到困难时往往给不了建设性意见，失去指导的作用。

　　3.项目宣传力度不够

　　目前，许多学校对于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的宣传力度不够，很多学生并不了解。多数情况下都是由指导教师找一些成绩优异或能力强的学生组成一个小团队，团队成员共同完成项目，因而只有少部分学生受益，大部分学生只能当看客，因此难以形成大的教育氛围。

　　三、对独立学院实施创新创业教育的建议

　　1.深化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创新创业教育依赖于专业教育，应将其与人才培养体系有效对接，渗透到教育教学的各个环节。在教学内容方面，创新创业课程应形成体系，诸如“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就业指导”“就业形势与政策”之类的系列讲座应安排固定的时间、有系统的规划，并且与专业教育有机结合。与此同时，还应探索以年级为维度的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体系。在教育形式方面，首先要打造校园创新创业教育宣传服务平台，积极宣传相关政策信息，向学生提供信息咨询服务等，达到普及创新创业理念的目的。其次要开展具有校本特色、专业特色的创新创业活动。现阶段类似大学生创业的大赛虽然很多，但缺乏针对性，且带有明显的功利色彩。在推进高校创新创业教育的进程中，应从学校类型、教育发展阶段以及所处区域差异出发，形成有特色、多样化的创新创业教育模式。

　　2.加强师资队伍建设

　　教育师资是创新创业教育的关键所在，直接影响学校创新创业教育的效果，高校要鼓励教师进行创业实践，通过实践活动获得最直接的经验，为日后指导学生提供鲜活的实例和经验。还要为参与创新创业活动的教师提供相互借鉴和学习交流的平台，不断丰富其理念，拓宽其思路，提高其专业能力。

　　深化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是国家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促进经济提质增效升级的迫切需要，也是推进高等教育综合改革、促进高校毕业生更高质量创业就业的重要举措。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引导学生通过亲身体验将书本上的理论知识转化为可操作的实践活动，有助于提升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和社交能力，培养学生的科学态度和创新素养。创新创业教育就像一个新生命，她的孕育必然会经历一个较为漫长的过程，“大创”也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如何进一步推进还需要更多探索和尝试。

　　参考文献：

　　[1]王革，曹胜利，刘乔斐.深化高等教育改革大力推动创新创业教育的发展――全国高校创新创业教育高峰论坛综述[J].中国高教研究，2009(6).

　　[2]李洁瑶.高校创新创业教育的路径探索[D].长春工业大学，2011(5).

　　[3]许德涛.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研究[D].山东大学，2013(7).

　　[4]金京姬.关于加强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管理的几点建议[J].高教研究与实践，2014(33).

　　[5]刘伟.高校创新创业教育人才培养体系构建的思考[J].教育科学，2011(27).

第10篇: 形势与政策论文

　　从历史维度看，如期打赢脱贫攻坚战将在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发展中首次整体消除绝对贫困现象中华文明历史悠久，中国的济贫历史同样久远。

　　早在先秦时期，中国就有“夫施与贫困者，此世之所谓仁义”的观点和论述。在儒家文化影响下，古代中国逐渐形成了以民本、大同思想为基础的慈善传统，开展了以个体、邻里、宗族、会社、机构及政府为主体的慈善救助行为，为近现代中国慈善救助事业发展奠定了思想和实践基础。

　　近代以来，以孙中山为代表的爱国人士提出民生和社会救助思想，倡导建立了以政府为主导的社会救助制度，形成了近代中国国家社会救助制度的雏形。但是这些努力无法从根本上改变旧中国积贫积弱、普遍处于绝对贫困状态的现实。

　　历史和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我们中国共产党人从党成立之日起就确立了为天下劳苦人民谋幸福的目标。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标志着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为消除贫困奠定了制度基础。1978年，中国开启改革开放进程。

　　1986年，国务院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1993年改为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成立，标志着中国开始启动大规模、有计划、有组织的扶贫开发。1993年以来，国家开始实施《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1994-2000年）》《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年）》《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减贫成就举世瞩目。然而至2012年底，根据现行贫困标准全国还有近亿农村贫困人口，消除绝对贫困现象依然任重道远。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要求出发，把扶贫开发工作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作为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重点任务，作出一系列重大部署和安排，全面打响脱贫攻坚战。脱贫攻坚力度之大、规模之广、影响之深，前所未有，取得了决定性进展。

　　党的十九大对脱贫攻坚作出新部署。《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三年行动的指导意见》指出，以更有力的行动、更扎实的工作，集中力量攻克贫困的难中之难、坚中之坚，确保坚决打赢脱贫这场对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攻坚战。

　　3年后如期实现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的脱贫攻坚目标，将在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发展中首次整体消除绝对贫困现象。从政治维度看，让贫困人口和贫困地区同全国一道进入全面小康社会是我们党的庄严承诺打赢脱贫攻坚战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宗旨、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的充分彰显。

　　一大批党员干部深入基层发动群众，以精准扶贫新理念，为贫困群众办实事、好事，帮助贫困群众摆脱贫困，改变贫困现状，以实际行动回应群众的基本需求，通过把扶贫同扶志、扶智结合起来，采取宣传引导、政策激励、典型示范、村规民约等多种方式，把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调动起来，不断增强贫困群众在参与中的主体感、获得感，促进他们传统观念的改变。这正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充分体现，必然使党群关系、干群关系更加密切，巩固共产党的执政基础。

　　打赢脱贫攻坚战成为培养锤炼干部和人才的重要平台。到贫困村和群众一起脱贫攻坚，是培养锻炼干部的重要形式之一。

　　脱贫攻坚各种政策的落实，为人才培养提供了具体支撑。第一书记、驻村干部不仅有事干，而且有条件干事、干成事，这对于年轻干部是非常难得的锻炼机会，对于他们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的形成无疑是有价值的。

　　把干部锻炼培养和脱贫攻坚结合起来，把真正能干的干部派下去，若干年后，这些干部中就会出现一批对乡村有感情、懂农村、懂农民的国家治理骨干，这是我们党的宝贵财富，是脱贫攻坚的重要价值体现。打赢脱贫攻坚战是营造良好社会氛围的重要途径。

　　实践证明，脱贫攻坚对整个社会扶贫济困氛围形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营造更和谐的发展氛围，都是重要抓手和载体。东西部扶贫协作，东部地区在支持西部地区减贫发展的同时，拓展了自身发展空间，彰显了社会主义实现共同富裕的价值取向。

　　中央国家机关单位定点扶贫，不仅为定点帮扶县带来资金项目、新理念新思路、新技术和新市场，而且定点扶贫成为中央国家企事业单位干部了解农村、密切干群关系、培养锻炼干部的重要平台和渠道。广泛动员民营经济、社会组织、公民个人参与脱贫攻坚，激发了人们内心深处扶贫济困的情感，在帮扶中促进了社会和谐发展。

　　打赢脱贫攻坚战是对整个人类都具有重大意义的伟业。新时代脱贫攻坚展现了我国贫困治理体系的巨大价值：以实施综合性扶贫策略回应发展中国家扶贫问题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发挥政府在减贫中的主导作用以回应全球依靠经济增长带动减贫弱化的普遍趋势；我国在实践中逐步形成并经过大规模实践检验的自上而下、分级负责、逐级分解与自下而上、村民民主评议相结合的精准识别机制，为有效解决贫困瞄准这一世界难题提供了科学方法。

　　脱贫攻坚不仅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第11篇: 形势与政策论文

　　[摘要]一个政治实体要成为一个主权国家，在国际法领域内有两种重要的理论：构成说和宣告说。台湾当局企图利用宣告说达到自己“独立”的目的。本文作者从两种理论的缺陷说起提出了“折中混合说”，提出只有主权是国家构成的第一要素，从而驳斥了台独的理论依据。

　　[关键词]台湾问题构成说宣告说国际法

　　1999年7月9日，李登辉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声言，自1991年修“宪”以来，已将两岸关系定位在国家与国家、至少是特殊的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而并非一个合法政府与一个叛乱团体的关系，或一个中央政府与一个地方政府的“一个中国”关系。到2002年8月3日，陈水扁承其衣钵，更放出“一边一国”的台独言论，两岸关系由此进入紧张状态。对此，我想就自己学过的国际法知识对台湾问题进行试析。

　　台独分子在国际法上一直妄图为“台独”找到论据，为其行径披上合法的外衣。现在台独分子所持的所谓依据主要是1933年的《关于国家权力和义务的蒙得维的亚公约》简称《蒙得维的亚公约》及国际法上承认理论中的“宣告说”。

　　针对以上说法，我想首先应指明的是，在现代国际法上，从来都没有对国家做出过统一的概念规定。而《蒙得维的亚公约》在第一条中对国家构成要素的规定：国家作为国际法主体应具备以下条件，即一定的人口，确定的领土，政府和对外交往的能力。也只是一种简要的列举，在形式上对国家的一个界定，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和不足，只能成为我们进一步讨论国家构成要素的基础，而非标准。

　　在国际法学界，不论是印度国际法学家兴戈兰尼，我国的国际学家王铁崖先生，还是《奥本海国际法》都承认“当人民在他们自己的主权政府下定居在一块土地上时，一个正当意义的国家就存在了”。即：主权是国家构成的第一属性，甚至是根本属性。因为一个国际法上的国家，首先必须意味着独立，不依赖其他国家，自己管理自己的国家。即使拥有了固定的人口，确定的土地和对外交往，一个傀儡政府始终都不会成为国际法上的一个国际主体。

　　如果一个政府或国家只有依靠外国的支持才能得以维系，那么，在他所控制的确定领土内还没有建立起一个国家，因为它已经丧失了主权的独立这作为其国家的根本属性。这一点，在国际法的实践中早已得到了普遍认可，并逐渐形成一种国际惯例。

　　就台湾而言，它拥有2200万的人口，其地区面积达到36万平方公里，台湾当局也已对台湾地区进行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统治，也可以称得上有一个完整的政府虽然现阶段民进党台湾当局在民众中声望大减，同样现在还有二十六个国家承认所谓的“中华民国”并与之建交台湾民众为此每年要付出高昂的所谓的友善费。

　　但是，首先我们必须明确的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一个新政府取代了旧政府即中央人民政府取代了国民党政府。并未在国际关系上增加一个新的国际成员，而是旧中国的延续，只是在阶级上，由一个新的阶级代替了另一个阶级。

　　稍有历史常识的都知道，台湾的主权属于中国，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1949年后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惟一代表中国的合法政府当然地取得对台湾的主权。虽然台湾当局对台湾实行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实际控制，但同样，这也不会取得对台湾的主权。我们以香港澳门为例，香港和澳门也曾为英国和葡萄牙分别进行过长达一百多年和四百多年实际的控制，但不可否认，香港和澳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它们在国际法上既不是一个国际法主体，也不是一个独立、完全的国际法人格者，它们只是实行单一制结构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是一个具有高度自治化的经济实体和政治实体。虽然台湾问题和港澳之间存在着巨大的

　　差异，但是，同样的，台湾现存政府对台湾的实际控制，同样不能构成国际法意义上的主体。主权是一个国家构成的第一属性，虽然台湾拥有《蒙得维的亚公约》中规定的国家构成的一定的人口，确定的领土，政府和对外交往的能力国家构成的形式要素，但没有主权的存在，正如一个失去灵魂的人不能成其为人一样，台湾同样不会成为一个国际法意义上的国家，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针对国际法上的“宣告说”，我想首先应该指出的是，“宣告说”认为，新的国家的国际法主体资格取决于其成为国家的事实，现存国家的承认仅具有宣告或确认的性质。“宣告说”在这一点上存在着它自身不可避免的缺陷，即对承认的法律后果估计不足。

　　承认是使一个国家取得国际法主体，对外交往，成为一个独立、完全的国际法人格者必要前提。虽然在传统国际法上认为承认是一个国家单方的自主的行为，但在国际实践中只有得到国际社会上大多数国家的承认，这个国家才能进行正常的国际交往活动。而承认的效果，在国际法上得到的一致是，承认国对被承认国的国内法律法令和司法裁决的效力及豁免权予以尊重。所以，依照“宣告说”，容易造成对一个新的政治实体的过早承认，给承认国在国际交往中带来不便和法律上或国际道义上的限制。

　　但在国际交往实践中，对于政府或国家承认这一问题，一直也都处于一种较松散的状态，没有形成一种国际惯例。完全采取“宣告说”抑或是完全采取“构成说”的情况甚至都是不存在的。对于不同政治实体，不同时期，各国根据本国利益不同采取不同的方式，但在国际法实践中，各国更多采纳的应是一种“折衷混合说”自己命名，知道很不恰当，但还未想到更贴切的名称：即一个政治实体成为自然国家取决于其构成国家的事实，但其成为国际法主体及完整国际法人格者，需为国际社会大部分成员所承认。

　　这种方式，可能更适合于当今的国际社会。因为在全球化的今天，任何一个新的政治实体的出现，都不会只涉及到局部国家利益，更多的是全球利益，而对一个国家的承认，已不再是一个只涉及本国利益的单方行为，它必须考虑到其他国际社会成员的共同利益。所以，在一个新的国家出现后尚未得到承认前，他只是享有生存生活权，而不会享有国际社会其他成员所享有的共同发展交流权及其平等交往权，即这个政治实体在国际法上限制性主体类比于国内法上的限制行为能力人。因为对于后种权利，是一个主权国家才所能够享有的。

　　而针对台湾的现状，在国际社会中，绝大部分国家拒绝承认台湾当局的国际地位虽然有二十六个国家仍与台湾当局保持官方的外交关系，但这些国家都缺乏国际影响力，这些国家的人口总和也不过是几千万，当然不能引起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即当然地不能反映国际社会的共同意向。所以国际社会中对台湾当局的态度，已明确地做出答复：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的唯一的合法政府。

　　综合以上，通过对国际法上的国际承认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台湾某些分裂势力在国际法中为“台独”寻找依据的做法是枉费心机的!

　　参考文献：

　　[1]劳特派特修订.《奥本海国际法》第八版.商务印书馆.

　　[2]王铁崖.国际法.法律出版社.

　　[3]陈体强.国际法论文集.法律出版社.

　　[4]肖佳灵.国际主权论.时事出版社.

　　[5]刘颖，吕国民.国际法资料选编.中信出版社.

第12篇: 形势与政策论文

　　1.经济原因

　　金融危机直接影响行业就业，并可能引发更大规模的就业冲击。因美国次贷危机而引发的国际社会金融海啸导致了金融机构的连锁性破产，引发了金融行业的裁员风潮。金融危机渗透到实体经济领域，会对整个经济增长带来巨大的负面影响。就中国而言，作为国际金融体系的组成部分，行业性的冲击不可避免，尽管由于资本市场“防火墙”的存在而在程度上有所减缓。此外，与国际贸易相关的行业就业会受到最为明显的冲击。如果这个过程继续影响到经济增长，这对就业增长将是一个非常不利的信息。

　　2.社会原因

　　在大学毕业生“就业难”的同时，用人单位也普遍存在着“选材难”的问题。好多企业虽明知其公司的栋梁和骨干是大学生，企业的发展离不开大学生，但是，他们每年基本上不要应届大学生。这将是应届大学生值得思考的一个问题，企业是不会无缘无故不要应届生的。

　　大家都知道，大学毕业为的就是能找到好的工作，可是，为什么大学生就业问题一直让大家困扰呢?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就是供过于求。每年毕业的大学生的数量比社会上所需要的就也岗位数量多的多;而且，这个差距还在逐年的增大。

　　此外，大学没有迅速适应就业市场对高等教育所提出的日益苛刻的要求。从传递知识的角度上看，在整个大学教育中，知识教育仍然是非常大的一个比重，理论功底及其相应的分析解决问题能力的构建仍然极为薄弱;持续的扩招可能进一步稀释了大学既有的教育资源。对于大学生从学校到工作的转换，大学缺乏系统的职业指导与服务规划，导致学生或许有专业能力，但是缺乏获取职业信息，展示专业能力，适应实际工作以及应对职业转换的能力。

　　3.自身原因

　　很多大学毕业生，尤其是名校的毕业生，刚刚毕业，刚刚踏入社会，就认为自己高人一等，希望自己的薪水高出社会现实水准。从而对一些企业的相对较低的薪水不屑一顾。其实，这就象军人打仗一样。能带兵打胜仗的将领，不一定受过什么好的教育，但通过实践，他们可以带兵打出漂亮的一站;而那些从学校里学出来的将领却未必有那样的本领。因为他们只是通过理论来看战争，很少付诸实践，只是纸上谈兵，真要上战场的时候，有些事情跟纸上的并不一样。所以，即使是名校毕业的学生，也不能自以为是，有些事情并不象想像中的那样。所以，也不能期望太高。

　　二、当代大学生如何应对就业难问题

　　看清问题是必要的，然而如何解决问题才是最关键的。既然知道了原因，那就要求相应方面共同努力，解决当代大学生的就业问题。这就要求以下方面做出相应的举措。

　　1.政府方面

　　政府要发挥它的宏观调控作用，就要通过各种经济的，行政的，法律的手段进行调节。首先实现经济稳定发展，提高经济增长的就业含量;其次面向社会经济发展需要，进一步深化高等教育改革，开展积极有效的思想政治教育，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树立市场竞争意识;第三，积极拓宽就业渠道鼓励大学生自主创业，缩小自主创业制度的门槛，同时减轻能扩大就业微型企业和中小企业的税负，大力支持和发展我国的服务业、中小企业、集体经济和个体私营经济;第四，加强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第五，健全市场法制建设维护企业和大学生的合法权益，努力规范就业市场;最后，完善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体系，发挥市场服务功能改善就业评估体系和加强高校毕业生的就业指导。

　　2.社会方面

　　企业应提供尽可能多的就业岗位，在保证企业利益的前提下接纳更多的大学生。在这一点上，企业领导人应该设身处地的为大学生们着想。也许他们也是从大学里走出来的，也面临过就业的问题，也许这些大学生就是他们的师弟师妹，他们难道就不念同门之情，就不能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来报答自己的母校。

　　作为工作第一线的各高校，更是把毕业生就业工作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以更积极的态度，更有力的措施，更扎实的行动做好就业工作。各高校均成立以党政一把手牵头的就业工作领导组织，内设专门的办事处室。注重对毕业生就业咨询与指导工作，广泛搜集信息，形成信息传递网络，建立实训基地和内部常设市场。

　　3.大学生方面

　　大学毕业生要充分利用整个社会营造的就业市场，按市场规律办事，把个人融入其中。也就是说，面对就业形势和就业市场，大学毕业生不能“等、靠、要”，更不要指望天上会掉馅饼。要以积极态度，树立市场经济观念，不断提高自己的竞争意识和综合竞争能力。

　　结语：

　　毕业生应该先就业后择业。作为高校在校生或即将走出校门的毕业生，要认清就业的大众化和市场化，要强化自身的素质，要明明白白知道用人单位选用什么样的人才。用人单位的用人原则通常是：挑选最能胜任本工作岗位的人选。具体的讲：有学识有才干有素质，敬岗敬业，吃苦耐劳，有团队合作精神和开拓进取精神。其次对文明礼貌、气质和语言表达、沟通能力等也很讲究。这就要求毕业生既要有扎实的专业知识，又要有实践技能，更要有很高的个人素质。

第13篇: 形势与政策论文

　　摘要：新冠肺炎疫情导致全球供应链出现断裂现象。尤其是防疫物资运不进疫区等敏感问题，敦促各国反思供应链的再配置以及公共危机应急保障产业的全供应链本土布局。毫无疑问，疫情背景下有逆全球化特征的供应链再配置正在悄悄进行，客观上在改变世界。本文从经济、价值和规则三个视角深入分析全球化的运行逻辑，考察中国现阶段的供应链配置情况，认为引导供应链的布局要务实和切中要害，注重构建有主题的工业园区形成供应链的集聚，以综合成本优势吸引更多的国际资本，重金投入数字产业的研发和创新，并紧密结合结构性改革中的机制优化，注重以资本优势升级中国的数字产业以支撑经济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疫情;全球化;逆全球化;供应链

　　 作者简介：欧纯智，贵州师范学院商学院特聘教授，华夏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特约研究员（贵州550018）;贾康，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士研究生导师，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北京100061）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下的城镇化质量提升与消费结构优化耦合研究”（14BJL070）

　　 DOI编码：10.19667/j.cnki.cn23-1070/c.2020.04.002

　　 引言

　　 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肆虐中华大地，3月起疫情在世界各国蔓延传播，各国纷纷闭关锁国，生产停滞，全球供应链几近处于断裂边缘，失业率飙升，经济遭受重创，新冠疫情创造出一个不再那么开放繁荣和自由的世界。①针对此种情况，2020年4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提出保持我国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性和竞争力，促进产业链协同复工复产达产，紧扣“六保”的首要任务——“保就业”。

　　 有关全球化和供应链的课题，学界已经积累丰硕成果。全球化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过程实践和谈判的结果。①虽然经济收益是全球布局供应链的首要考量，但意识形态也会影响全球化的配置以及全球化下社会和制度结构的转变。②对逆全球化不要轻易尝试，闭关锁国有可能导致一国内部产生过度竞争，社会分层和不平等等问题。③常态下有关供应链配置标准的问题④也是众说纷纭，环境可持续性、⑤成本、⑥效率质量利润、⑦客户满意度，⑧都会影响供应链的全球配置。然而在非常情势下，供应链有中断的风险，比如本次疫情，應该有提前建立的预案和应急应变体系。⑨此外，在工业4.0的大背景下，高科技能够影响全球供应链的配置布局，比如知识技术的转让创新。⑩

　　 从表象上看，主导全球化、供应链配置布局的因素很多，但认真对其梳理，我们可以发现，潜伏在表象之下的深层逻辑一直在支配全球化运行。

　　 一、全球化的深层运行逻辑

　　 疫情造成的全球供应链断裂迹象，敦促各国反思供应链的再配置问题，掀起逆全球化浪潮。实际上，以美国为首的逆全球化现象早在特朗普上任之初就已经出现，只是疫情加剧了这一现象。有关未来全球经贸的发展趋势，（11）近期内取决于对疫情的防控，而长期看，还要取决于各国在政治、经济、制度诸方面的综合应对。疫情背景下，大国关系可能调整甚至重组，国际协调应急合作机制并重新建构的可能，全球供应链配置也可能进行结构性调整。全球化将何去何从？

　　 （一）全球化会结束吗？

　　 全球化是人类从各个彼此隔绝的地域、国家和民族走向全球性社会的变迁过程。回顾世界历史，人类社会至少经历过六次全球化发展进程：

　　 第一次：公元前1600-1500年，古埃及第17、18王朝是当时世界上的头号强国，国王雅赫摩斯以及后继者通过不断对外扩张形成了以地中海东部为中心的区域大分工和远程贸易，世界史上第一个帝国（埃及帝国）主导的全球化雏形基本形成。第一次全球化随着埃及帝国的衰落而结束。

　　 第二次：继埃及人、希腊人之后，罗马人登上了地中海的历史舞台，建立起地跨欧亚非的罗马帝国，在其主导下贸易分工体系逐渐形成，与东方的汉帝国并称为当时世界的两极。然而，罗马帝国的扩张遭遇瓶颈，发展停滞，继而崩溃，这直接导致第二次全球化结束。

　　 第三次：13世纪，毛纺织业欧洲逐渐在弗兰德地区兴起。地域上，分工体系将地中海、西欧、中东地区链接在一起，自发地形成地中海贸易区。产业上，意大利从对英格兰和荷兰布匹和呢线加工起步并逐步进入发展高峰期，资金、原料、劳动力紧紧依赖世界市场。然而，蒙古帝国西征带来黑死病，终结了第三次全球化。

　　 第四次：15世纪末地理大发现，世界贸易在地域上得到进一步拓展，交通运输网也在逐步形成。欧亚非与美洲新大陆因贸易而连接在一起，空前繁盛。17世纪末，欧洲的小冰河期造成粮食歉收，进一步加剧饥荒和各国对资源的争夺，席卷欧洲30年的战争使整个欧洲笼罩在死亡威胁下，第四次全球化落下帷幕。

　　 第五次：1688年，英国光荣革命为其带来君主立宪制，并建立资本主义国家体制，积极开拓海外殖民地成为“日不落帝国”，加之工业革命为资本的蓬勃发展奠定了厚实的政治、经济和科技基础。然而20世纪上半叶的两次世界大战大大削弱了英国的实力，美国适时地从英国手里接过全球化盟主的地位，开启第六次全球化，大英帝国主导的第五次全球化宣告结束。

　　 第六次：也就是当下由美国主导的全球化，与既往的形式相比，已然发生变化。世界正在颠覆以比较优势为基础的传统贸易形态，以供应链的全球分工合作代替传统的完整供应链（或产成品）的地域竞争，由竞争导向逐渐转变为合作导向。供应链牵一发而动全身。本次疫情导致世界性的停产停工就是链条的某一环节突然断裂，而断裂的链条此起彼伏、不同频。因此，某一国家作为供应链条的一环单独复工却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复产问题。世界被供应链连接或者说捆绑在一起，密不可分，乃至成为命运共同体。

　　 纵观人类历史上的六次全球化，前五次都有殖民扩张的痕迹，非宗主国都是在被动全球化;本次全球化由于内核本质发生改变，各国纷纷积极加入，是在主动全球化。历史上任何一次因外力而受挫的全球化，最终都会以更迅猛的方式强势回潮，规模一次比一次浩大。已可在全局、长期视野内明确地认清：在人类社会进化、进步的历史长河里，全球化是大势所趋，逆全球化只是利益格局的格式化洗牌，是短暂调整。当前，以美国主导的逆全球化，其目的不是各国闭关锁国、各自发展，而是结盟打击异己，旨在削弱拥有综合竞争实力并有对其发起挑战潜在可能的经济体，并在经济上从别国薅更多的羊毛，将全球化运行调整到更有利于自己的方向上。 毋庸置疑，全球化涉及参与国经济利益，这也是当前各国积极融人全球化的重要原因。然而逆全球化会削弱相关国家利益，所以逆全球化对世界经济的总盘子来说不是好事。当然，对于某些发起逆全球化的国家来说，如果能够以“伤敌一千自伤八百”的方式重新调整利益格局，那么虽然世界经济总盘子有可能变小，但是其自身可能会获得更大的份额，从这一角度再来审视逆全球化行为就显得更为理性。这是个体理性导致群体非理性在实践中的真实写照。

　　 全球化也会给国家主权带来挑战：一是跨国界合作，比如全球供应链、环境污染、瘟疫大流行、跨国犯罪等问题需要国际组织协调合作，这种合作也有可能削弱传统国家主权;二是价值同化，通常以“润物细无声”的价值输出方式搞价值同化，当一国的价值不被他国认同，可能会受到来自他国的干涉和压力;三是规则冲突.东道国的政治经济体制或多或少会因冲突做出改变以适应合作，这种体制变迁在一定程度上对东道国主权构成挑战。

　　 （二）影响全球化进程的主流因素

　　 我们知道，事物的发展往往不是由一个因素决定的，而是众多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就如同各种外力的矢量和。外力有方向，作用有大小。因此，能够影响全球化进程的因素很多，不仅有供应链配置与盈利等因素，还会或多或少地掺杂有关价值、规则层面的因素。从当前的全球化特征来看，有三个主流因素決定着全球化的发展态势：

　　 经济体系的全球化——资本、劳动、技术等要素的市场化自发流动，将全球最具竞争力的供应链条连接到一起，共同发展。产业链上的分工协作使各国经济互相依赖、互相融合的程度更好、生产效率更高、成本更低。既往一国建立全产业链面临技术门槛、资本门槛，当前，只要能够完成全供应链的某一环节任务即可参与全球化。这极大地带动了新兴发展国家的工业化之路。

　　 价值体系的全球化——社会共同体成员通过共有信仰和分享情感的方式维系内在凝聚力，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将其称为“集体意识”和“共同意识”。①理想中，在全球化形势下，不同意识形态、不同文化习俗的成员在不断碰撞与融合的过程中形成“共同意识”。但这个过程漫长而艰难，世界未必能融合成一个整体，有时甚至可能产生各种文明冲突，战争随之而来。

　　 规则体系的全球化——由“头羊”带头制定共同规则，全面建立协调机制以确保共同规则有序运行。②共同规则的制定更有利于与“头羊国家”信仰同一价值体系的国家，所以规则体系具有鲜明的价值同化作用，他国会在规则体系上无限靠近“头羊国家”。从政体到司法，从法律编订到实施，法制前进的每一步都会受到共同规则不同程度的冲击和影响，这是全球化不可避免的结果。③

　　 从学理上讲，统治的权威来源于被统治者的同意，这是合法性的最重要来源。全球化的主导国向全世界输出一套能够被广泛接受的经济体系、价值体系和规则体系，这些需要强大的军事、科技、资本、劳动力、秩序维护等硬实力做基础，也需要公信力、感召力等软实力因素的支撑。

　　 18世纪英法争霸，战争需要大量的金钱。皇权专制的法国因无法取消贵族的税务特权，而无法筹集到足够的战争资金，只能发债，后续不但对公共债务余额进行大规模违约，还以高通胀的方式消化掉法国旧王朝遗留的债务。英国的发展轨迹与之截然不同，不搞税收掠夺而是决定无限制地借款，其用了整整一个世纪的财政盈余才把国债还完。英国在19世纪的公共债务处理，属于教科书般的经典案例。英法争霸中，与其说是英国战胜了法国，不如说是民主制度战胜了皇权专制。皇权专制不能给资本带来安全预期，是资本选择了英国，为英国源源不断地贡献战争资金。④

　　 我们看到18世纪英法的价值体系、规则体系截然不同，也看到这种不同导致的各国发展进程。国际资本对专制制度和民主制度的理解，比我们深刻得多，英国光荣革命和法国大革命是他们祖先含着泪走过的路。精英共和、市场自由、权力制衡已经深入西方世界的观念骨髓，成为共识。随着一战二战爆发，资本与人才逐步离开战火纷飞的欧洲，涌向远离战火的美国，使美国成为更安全稳定的资本乐土，进而形成20世纪以美国为主导的第六次全球化。资本逐利更逐安全，是亘古不变的真理。不同价值体系的国家进行合作会导致合作冲突，不同规则体系的国家进行合作会导致合作无序。因此，可以说价值体系、规则体系的不同而产生的分歧会削弱全球化。而全球化的初衷不就是为了更高效、更低成本地获得产品吗？

　　 全球供应链条布局现状（经济体系的全球化）、共同价值（价值体系的全球化）以及支撑全球化运行秩序的配套因素（规则体系的全球化）是国际资本全球投资布局决策时需要权衡取舍的三个关键因素，决策的过程艰难而复杂。在其他前提条件一致的情况下，供应链条越完整的地域，资本的盈利性越好;东道国与国际资本属于相同价值体系的国家，合作更安全可期;东道国与国际资本属于相同规则体系的国家，合作更顺畅。所以，当前有关供应链再配置问题的讨论，如果只谈经济全球化，避而不谈价值全球化以及规则全球化，则有可能导致我们对全球化走势和供应链再配置发生误判;如果过于强调“美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等阴谋论的论调，无视当前中国供应链布局所具有的强大规模优势和成本优势，则不利于我们找准问题症结，扬长补短，进而影响国际资本对于中国市场的青睐。

　　 全球化就是为了寻求共赢，以往我们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合作伙伴的利益诉求。由于文化差异对合作伙伴的价值观念缺乏充分的理解和认同，对合作伙伴的规则也很难做到兼包并蓄，合作之路难免磕磕绊绊。必须承认，这并不是共赢合作的可持续发展模式。痛定思痛，未来我们要在这三个方面进行更多的思考和改善，积极融人全球化浪潮，并积极步人世界舞台的中央。所以，我们不应简单、机械地研判美国逆全球化战略，而应透过现象看本质，知其然并知其所以然，以更宽广的视角认明和厘清全球化的深层运行逻辑，有的放矢地积极精准应对风云迭变的世界形势。

　　 （三）美国为什么要在全球供应链上“去中国化”？

　　 美国对中国近年来不断增长的经济与军事实力感到担忧，下决心发起“去中国化”的逆全球化行为，不但强行推动中美高科技和知识产权脱钩，还试图迫使其盟国仿效。此外，国际资本长期面对着不断加码的碳减排目标造成的社会和政治压力，加之被疫情切断的供应链，促使其反思对长距离跨国供应链依赖可能导致的后果。所以说，新冠肺炎疫情可能是压垮经济全球化的“最后一根稻草”，迫使政府、企业和社会提升长期应对经济孤立的能力，某些去中国化、逆全球化、供应链重组因素或正在悄悄改变这个世界。疫情将不但加剧中美关系的持续恶化，还会加速欧洲一体化的衰退。在这样的背景下，世界几乎不可能回到21世纪初那种互利共赢的状态。全球化的未来，取决于国际资本是否对美国主导构建的经济体系、价值体系和规则体系的认同、接受和融人。目前看，美国经济虽然深受本次疫情重击，但主导地位依然稳固，继续向全世界的羊毛挥动大剪刀，纾困本土。 全球化一直由西方世界主导，将想融人全球化的他国纳入主导国的经济、价值、规则体系。中国作为全球化的非主导国家，在大势上只能积极融人，但是如何避免削足适履，也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本文在此先侧重于如何融人的讨论。所谓积极融人是主观态度，在客观上是否被接纳不是由主观态度决定的。中国未来能否不被全球供应链边缘化，不仅仅是表象上的经济问题，更是深层的政治问题。即便中国拥有国际资本竞相追逐的投资盈利前景，还拥有任何资本都不忍放弃的庞大消费市场，但中国在全球化的路上依然受制于美国，无法绕过。做个形象些的比喻，欧美之间是“人民内部矛盾”，是可调和的经济分歧;我们与欧美之间是“阶级矛盾”，是很难调和的有关价值和规则的分歧。没有中国在场，欧美会因为利益而互掐;有中国在场，欧美会站在一起暂时放下分歧共同对付不同文化、不同颜色、不同规则的中国。因此，从这一角度分析，这种由不同价值体系、规则体系导致的终极对抗，说到底就是要瓦解中国的“举全国之力”体制。欧美单一的利益集团或者利益集团联盟在中国的整个体制面前不堪一击，碎片化的利益集团和利益集团联盟终将被中国体制逐一击破，这是斗争的残酷性。发达经济体面對的是一个动不动就可以“举全国之力”、供应链集聚且产能巨大的中国，他们认为不对等，受到了不公正待遇。当中国经济总量超过其2/3时，美国不再淡定，要先发制人，这是利益之战。

　　 认真研究美国历史，尤其是近半个世纪的历史我们发现，在美国政治中有一个一以贯之的主旋律——保守主义兴盛不衰，落实到经济体系和规则体系上是主张最大市场自由的新自由主义，落实到价值体系上是与极权制度抗衡的新保守主义，立足于犹太基督教神学的实用主义。①疫情为美国“去中国化”提供了新的借口，美国以价值体系的全球化为名积极寻找盟友共同边缘化中国，以规则体系的全球化为抓手不断挑衅中国，但却低估了经济体系全球化的力量。疫情初始阶段，美国和盟国可能更倾向于民族主义，但从长远来看，民主国家会逐渐摆脱困境，找到一种新的实用主义和保护性的国际主义。这是由于本次全球化已经不再是传统上各国同类产品的竞争，国与国均被产品的前后工序或者供应链的上下游连接在世界范围内的大经济体系里，而全球供应链条布局的瓦解与重建并非一日之功。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中国企业融人全球供应链的广度和深度使得美国的“去中国化”之路步履维艰。但我们也应该清醒地意识到，即便如此，也定有一些国际资本趁着疫情供应链断裂撤离中国。

　　 二、中国国内供应链配置布局问题

　　 经济体系全球化的本质在于全供应链上下游有序分工协作，各国凭借自身要素禀赋优势做自己相对更擅长的事情，进而成为全球供应链中的某一（些）环节。只有极少数实力强的国家才会构建完整的供应链条。

　　 （一）中国当前已经深嵌入全球供应链中

　　 全球化下，能够主导全球供应链配置布局的龙头企业负责产品的研发、设计、生产、销售、品牌;非龙头企业依托自己的资源能力按照龙头企业要求加入分工合作，负责零部件生产或者产品组装。①

　　 中国是近30年全球供应链繁荣发展的最大获益者，自2001年加人世贸组织以后，积极融人全球供应链。大批中国企业在此过程中获得资本积累、品牌影响、技术升级、产品革新以及全球市场带来的批发和零售网络溢出效应。越来越多的中国本土企业不必迈出国门就已经成功打人国际市场，创造中国出口业绩，带动经济快速增长。

　　 2001年中国进出口顺差是1865亿元人民币，2019年进出口顺差已经是29180亿元人民币，加人世贸19年间共累计进出口顺差是314151亿元人民币。从数据上看，出口为中国经济发展腾飞做出巨大贡献。当前，作为“世界工厂”，中国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门类最全、配套最完备的制造业供应链体系，220多种工业产品产量居全球第一;作为世界市场，中国拥有庞大消费群体，不断升级的个性化消费需求，让国际资本“难以放弃”;作为制造业大国，20年高考扩招为中国培养了大批优秀的工程师和成熟的产业技术工人。这些优势吸引国际资本不断集聚中国呈现马太效应，供应链的上下游链条在越聚集的地方越会吸引更长的链条。2020年3月，中国美商协会发布了2020年《中国商务环境调查报告》，报告指出，63%的受访企业有意扩大2020年在华投资。近两年中美关系动辄剑拔弩张的氛围中，特斯拉和美孚先后大手笔投资中国内地，建设超大规模单体工厂，是很有代表性的案例。

　　 当前，中国已经走出单纯依靠廉价劳动力成本优势的阶段，逐步从高端供应链的下游升级到中游。据统计，2019年中国在全球供应链更长、附加值更高环节上的比重已提高到接近60%，凭借对自主品牌的研发创新，②中国正在向技术密集、资本密集的高端供应链攀爬，在集成电路、新能源汽车、电力、光伏、通信、医疗器械等领域均有不俗表现。需要审视的是，即便中国供应链布局配置呈现欣欣向荣态势，但依然不容盲目乐观。工信部部长苗圩在对《中国制造2025》进行全面解读时指出，当前全球制造业基本形成四级梯队发展格局，而中国排在第三级，且近期内还很难升级到第二梯队。

　　 （二）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中的角色分工

　　 中国经过近30年的不懈努力，积极参与全球供应链分工，目前既拥有劳动密集型的低端供应链（以下简称低端供应链）全产业链，同时也参与资本密集、技术密集的高端供应链（以下简称高端供应链）的元器件生产（中游参与）以及组装（下游参与）。

　　 1.低端供应链的全产业链。中国虽然排在全球制造业第三梯队，但依然对低端产业链拥有主导地位，以龙头企业合同供应商身份参与服装鞋帽、家具和玩具等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目前大约有5万家供应商专供全球最大的零售商沃尔玛，每年出口低价值产品大约500亿美元，是中国出口美国份额的10%。低端供应链的特征是技术含量低、资本门槛低、劳动密集、供应链条短。因为把全供应链做起来相对容易，所以转移搬迁、复制就不会太难，替代性极强。 2.高端供应链的元器件生产（中游参与）。新中国人口红利、高考扩招、职业技术教育普及以及改革开放积累培养了大批技术熟练的工程师和一线产业工人。中国制造业的研发和设计能力不断增强，已经从最初的高端供应链下游参与晋升到中游参与，从最初为外国龙头企业组装产品逐渐升级到为国外龙头企业提供技术附加值较高的元器件。中国6500亿美元的高科技产品出口中，有60%是利用外国核心部件再加工组装，以代工贴牌的方式在海外市场销售。美国是国际制造业唯一一级梯队国家，处在高端供应链上游，一直致力于本土人工智能、量子科学等先进科技对接制造业的研发创新，并给予各种资金补贴、税收优惠和政策扶持，①同时对华限制核心技术出口，遏制中国科技发展。目前看，中国在高端原创领域只能走自主研发的道路，从高端供应链中游向上游升级，比以往更加艰难。如果中国技术停滞不前，这部分产业将会不断萎缩。

　　 3.高端供应链的元器件组装（下游参与）。中国以供应链合作企业身份凭借劳动成本优势参与高端供应链的核心元器件组装，这也是中国参与全球供应链的初级阶段。高端供应链为了成本最小化，将不太重要的元器件组装放在成本洼地。出于技术门槛对一线生产工人的受教育程度要求以及供应链条集聚带来的成本优势，中国有主导性影响的低端供應链的下游产业，短期内在全球难以重新配置。但是，本次疫情使跨国生产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运费高企、运时无限延长以及疫情导致有些环节由于企业破产而产生断裂等问题，敦促各国思考供应链的重新配置布局。重新布局本土全产业链，将会是各国后疫情时代的政策趋向。

　　 作为国际制造业第三梯队成员的中国，总体来说形势不容乐观。中国在链条短、劳动密集、技术低、资本低的低端供应链中占据主导地位，拥有龙头企业;而在链条长、技术密集、资本密集的高端供应链中还处于中游、下游位置，受国际资本支配，缺乏主导权，甚至经常被上游企业卡脖子打压。以技术突破带动而大力发展高端供应链上游产业，应该成为我国未来供应链布局的一大战略性发力点。在疫情叠加而造成逆全球化的供应链全球再配置紧迫形势下，供应链必然要经历结构性调整，有转出有转入，挑战与机遇并存。

　　 （三）疫情叠加逆全球化情势下供应链全球再配置对中国的影响

　　 自新冠肺炎疫情全球爆发以来，持续抑制经济活动并加剧国家间的紧张态势，很可能重创全球经济产出能力。这种混乱造成的风险对新兴工业国家及其产业工人来说，影响尤为巨大，并可能导致国家内部和国家间不稳定且广泛的冲突，全球供应链必将重组。

　　 肇始于2018年春的中美贸易摩擦，表象上看是缩小中国对美巨量贸易顺差，但从本质上看是美方在寻求全方位削弱中国发展实力，后续还有可能演变成金融摩擦、科技摩擦等呈现形式，意图引出中国“颜色革命”或去中国化。②前些年美国用温和绥靖的方式处理中美问题，特朗普上台后便开始赤裸裸地去中国化，当前借着疫情对全球经济造成重创的时机，更是试图解构有中国参与的经济全球化，建构相同价值的全球化，输出共同规则的全球化.逐步瓦解中国强大的“举全国之力”体制，遏制中国发展、削弱中国对美国的潜在挑战，企图继续稳稳地保持住其全球化盟主位置。同时，疫情使中国在不少国际场合遭受争议，美国借此拉拢日欧构建反中联盟，共同塑造供应链全球战略协同，变相加速“去中国化”。如果美国得逞，那么欧美日三方联手配置“去中国化”的全球供应链，将会对世界制造业格局造成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也会给资本市场传递强力信号，进而影响乃至改变国际资本的投资或搬迁战略，瓦解我国现有的供应链布局，并对中国经济将产生如下负面影响。

　　 1.低端供应链的全产业链。2019年，美国宣布对价值2500亿美元的中国对美出口商品征收25%关税，这是要将中国产品彻底从沃尔玛连根拔起，关税几乎把中国的成本优势完全抵消掉。更为严重的是，如果出口美国的产品含有大量的外国进口零部件，这些零部件也要面临25%的关税。因此，这部分产能由于资本与技术门槛低、供应链条短、可替代性强等特点，迁到更具成本优势的地区是大概率事件。这部分产能目前大多集聚在东南沿海，至于是否搬离中国，取决于中外的成本对比考量，要看中国是否有与国外在成本上更具优势的地域。资本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逐利是第一要务，国际资本必然会逐步流向成本洼地，美国的关税加速了低端供给能力流向成本洼地。

　　 2.高端供应链的元器件生产（中游参与）。2017年，特朗普税改将美国公司税率从35%下调到20%，以惠普、英特尔、IBM等为代表的美国高科技企业开始陆续回流美国，其他大型跨国企业如韩国三星、LG，富士康、中国海尔等，也先后决定在美国投资建厂。中美贸易摩擦之后，美国对中国更是频频出手，以“国家安全”为名调查中国高科技企业、向中国高科技企业派驻监管人员、限制高科技产品对华出口，并胁迫欧洲盟友放弃华为SG移动网络发展计划。高端供应链上游比拼的是技术的研发能力、创新能力，能够自发吸引国际资本的主力部队，由此我们说高端供应链上游布局是国际资本的风向标，而我们缺乏高端供应链布局的主导权。也可以这样说，如果完全单纯靠市场自发调节，以我国目前的技术水平无法影响国际高端供应链布局。我们的优势在于体制，国家出手以“举全国之力”投资布局高端供应链，辅之以各种补贴和优惠政策，并加大高端供应链产品的应用，以拉动国际资本对华跟进投资，而这恰恰是我们一直被欧美所诟病的。我们需深刻认识的是，保证国际资本安全稳定是重要因素。资本逐利的天性不是哪个国家能左右的，要有真金白银的投人才会有后续的跟进。

　　 3.高端供应链的元器件组装（下游参与）。成本优势与广大的消费市场是国际资本布局中国的重要原因。2018年，高盛研究报告显示，苹果智能手机在中国的生产成本占总成本的25%-35%，其中15%左右为零部件加工（高端供应链的中游参与）和最终组装（高端供应链的下游参与）所投入的劳动成本。如将苹果智能手机中国的生产与组装全部搬迁到美国，其生产成本将至少提高37%（可见虽然美国2017年降低公司税，但中国依然有成本优势），即使苹果公司用机器替代人工，苹果智能手机成品售价也将上涨15%。由此可见，将苹果智能手机从中国迁移回美国本土缺乏现实可操作性。但是，近期苹果公司宣布已将在华的10%-15%产能转移到东盟国家，可见东盟目前是不太成熟的成本洼地。高端供应链的下游环节，受迁入国成熟技术工人数量和供应链布局现状所限，不会立刻迁走，但会形成逐步搬迁趋势。值得关注的是，东盟已经在分流我们的产业链。 除此之外，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会促使各国重新思考公共危机应急保障产业的全供应链本土布局的相关问题。后续各国可能出台一系列优惠政策甚至强制措施敦促公共危机应急保障产业加速回流本土。至于是全部产能搬回，还是只搬回保障本土消费的部分产能，要看各国补贴后的成本比较，现在难下结论。

　　 三、中国引导供应链布局要务实和切中要害

　　 没有不掺杂政治因素的经济，也没有不掺杂经济因素的政治。国际资本在做投资决策时都会进行综合考虑，既会考虑资本收益也会兼顾合作的安全顺畅，即资本逐利，更逐安全。如前所述，供应链配置现状（经济全球化）、共同价值（价值全球化）以及支撑全球化运行秩序的配套因素（规则体系的全球化）是国际资本投资前需要权衡的最重要因素。因此我们必须在供应链配置、去政治化和全球化运行秩序的配套因素上下足功夫，不但要尽最大可能集聚、延长供应链，还要力求向供应链的上游攀升。

　　 （一）以供应链条集聚的成本优势吸引更多国际资本投资

　　 全球化使得企业通过参与供应链的方式在全球范围内组织生产，及时将产品投放市场，从而降低仓储成本。企业产品产供销经过周密的市场调研、计划和设计，在世界范围内流通。疫情影响下，全球实时生产系统遭到破坏，供应链上下游链条因配置分散而被切割甚至被切断，无法同时“转起来”。世界实体经济皆因此受阻，其表现便是“复工不能复产”。在平常时期，资金流、信息流、物流运转得有条不紊，但在非常时期，比如本次疫情期间，空间阻隔完全可以切断供应链，这种现象亟待世界重新思考供应链的配置布局问题。

　　 以往全球供应链布局在一定程度上缺乏系统全局眼光，碎片化散落在世界各地，导致运输距离长，耗时长，各地不同步需要协调。运输不便利还会额外加高仓储成本，不仅阻碍供应链的顺畅运行，而且松散、脆弱的供应链布局还可能导致链条断裂的风险。以链条集聚的方式增加供应链黏性，将是未来我国进行配置布局需要着重思考的关键。

　　 众所周知，全球供应链布局与资本互为因果，相辅相成。供应链上游链条越长、越聚集，越能吸引资本投入，这是成本优势;而资本投入越多则供应链越聚集、链条越长，越容易占据上游链条，这是资本优势。由此可以推论，当前中国境内已经形成供应链条的工业园区以及周边新建园区可以成为吸引国际资本投资的重点地区，未来有主题产业的园区投资建设将掀起一股热潮。UNCTAD的《2019年世界投资报告》强调，高新产业园区建设已经成为经济转型升级的一项重要投资政策工具，可能成为未来国际资本跟进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引擎。国家可以在税收、补贴等政策利好方面积极引导、鼓励高新产业园区建设，为聚集、延长高端供应链做好基础性的服务工作。

　　 产业园区选址尤为关键，要兼顾物流枢纽、成熟的上下游产业链条、生产成本的比较优势、充足的产业工人和工程师、宜商的政治生态、宜居的自然环境等要素。“良禽择木而栖”“栽下梧桐树，引来金凤凰”。

　　 产业园区建设要有主题，确定一家行业龙头企业作为中心，其他环节链条的配套企业就会跟进入驻，逐步形成链条集聚和生产经营的规模效应，尽最大可能延长链条。经济全球化永远是国际资本投资考量的首要因素，在中国国情背景下助其实现经济利益最大化应该成为东道国招商引资的服务核心。

　　 产业园区运营要去政治化，尊重价值体系的全球化，要给国际资本吃定心丸。对于国际资本来说，即便能够在中国赚更多的钱，如果没有安全保障一切都等于零。戰狼式外交、民众大规模有组织地抵制日资（因钓鱼岛）和韩资（因萨德导弹）、大讲缺乏依据的阴谋论等行为，都会大幅提升国际资本对华投资的安全忧虑，撤资对于一些企业来说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无奈之举。

　　 产业园区管理要与世界接轨，要保障法治化、国际化、市场化的营商环境，维护并恪守规则体系的全球化。过去我们一直关注经济体系的全球化，专注于供应链布局，往往对价值体系的全球化以及规则体系的全球化重视不够。当前，一些高科技企业明知搬离中国会承担一定的经济损失，却依然毅然决然地搬离中国，这中间确实有一些值得我们深思的地方。

　　 据全球制造业咨询公司Kearney的评估，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导致当年中国对美制造品出口下降900亿美元，其中的310亿美元份额被分流到成本更低的东南亚国家，现实既残酷又严峻。我们知道，供应链布局配置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渐进的调整过程。中国今天的供应链格局便是40多年改革开放积累的硕果。趁着周边国家产业工人缺乏技术训练、基础设施尚未建成、供应链上下游配套亟待补充的时机，我们应尽快开足马力建设能够承载供应链集聚的产业园区，留住现有的供应链并吸引更多的国际资本投资中国。一旦形成供应链集聚，马太效应会使该地域的综合成本优势更明显、供应链条更长、供给能力更强。

　　 近期，中共中央宣布海南单独立法，成为全球最大的自由贸易港。这不仅仅是税收和贸易方面的自由，也是制度安排的自由，彰显中国对外开放的勇气、决心和力度。既往在内陆地区难以解决的价值体系的全球化和规则体系的全球化等主权分歧在自由贸易港里都可以改革突破，进而迎刃而解。此外，海南是国内离东南亚最近的沿海省份。近年来，亚太经济体成为世界经济新的增长点，向增长点靠近形成供应链条集聚既是经济体系的全球化的迫切需要，更是时代发展的需要。

　　 （二）高端供应链的保中游追上游战略

　　 美国对华为、中兴等高科技公司制裁不仅是想遏制中国发展数字科技，而且是想牢牢占据高端供应链上游以引导国际资本投资。技术是决定全球高端供应链配置的最核心要素，没有之一。中国数字技术的研发创新能力是决定高端供应链是否迁出中国的关键因素，自主研发成为中国制造业向二级梯队攀爬的必由之路。

　　 研发突破技术瓶颈。当前绝大多数中国企业以拼价格的低成本方式嵌入全球高端供应链的中游和下游，处于生产制造组装的低附加值环节。如果没有对供应链上游核心关键技术的研发创新突破，短期内无法攻克技术难关，则无法实现独立自主的产业发展格局，需要另辟蹊径。相关企业可以利用各国共享的全球专利库数据，有的放矢地查询该类技术的研发和专利持有人信息，积极与技术实际掌控方开展技术合作，这是从供应链中游升级向上游靠近的捷径。 走出去拥抱世界。中国企业要放眼世界，积极实施“走出去”战略，密切追踪供应链、尤其是高端供应链龙头的资本动向、重组趋势和战略走势，主动强化与其链接配套和外包关系，审时度势地把一部分产能转移到龙头企业所在地，以方便上下游连接。特别要对高端供应链中上游关键零部件、原材料企业进行投资，以重资合作方式积极投入、研发创新、进而掌握核心技术。当前我们的战略是，在确保高端供应链中游地位的同时，以资本对外投资为纽带巩固和强化全球供应链中的中国链条，力争在技术上逐步赶超世界一流，向全球制造业二级梯队挺进。

　　 中日韩共荣圈。中日韩自由贸易协定亟需尽快签署落地，使其成为联结三国命运共同体的纽带。此举既可以巩固中国在全球供应链地位，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以美国为首发起的全球化“去中国化”而造成的中国制造业危机，更可以对国际资本形成强劲吸引。不容乐观的是，在中日韩供应链分工当中，核心技术产品研发设计的供应链上游龙头位置依然由日韩占据，中国处于产品附加值较低的加工组装环节，即供应链中下游位置。在未来合作的过程中，我们应不断提升自己的技术研发创新能力，积极把握向供应链上游攀升的机会，不断向供应链的上游挺进。

　　 借势于新基建东风。2020年3月、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连续提出加快新基建步伐，该举措有利于补齐我们因为科技实力不足而无法由市场机制自发引导配置高端供应链布局的劣势。30万亿级体量的新基建将为高端供应链的产品和服务提供广阔的应用市场，不但可以助力我国企业从高端供应链中游向上游攀升，还可以引导国际资本跟进投资布局，以延长高端供应链的链条配置。有一点需要强调，上述各种保中游争上游的方式只有新基建不受客观因素限制，其他方式都要受限于各种外因，最终能做到什么程度，不好预测，所以新基建就显得尤为重要。根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的研究测算，2018年我国数字经济总量已经占到CDP的34.8%，对GDP增长贡献率达到67.9%;在带动就业方面，2020年将贡献约54万个就业岗位，2025年，将贡献约350万个就业岗位，2030年将带动超过800万人的就业。新基建发展前景广阔，未来可期。

　　 实事求是地说，中国的制造业升级将是一项艰苦卓绝的系统工程，更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攻坚战，关系到高质量发展的成败，我们必须迎难而上、坚定不移地走下去。疫情背景下失业率飙升，传统基建被重新提上日程以缓解当前的失业问题，这是国家战略的短期权衡，本无可厚非。但若想真正实现产业升级，还是要投入重金积极打造我国的数字产业，这是国家的中长期战略。①我们不该用短视的“经济账”去评判国家重大发展战略，今天的卧薪尝胆是在为明天的发展积攒能量，是为了明天的大踏步前进。我们只有真正掌握数字产业的前沿核心技术，才能占据高端供应链的上游龙头位置，我国相关企业才算成为高端供应链的头部企业，才能真正主导高端供应链全球配置布局，吸引国际资本跟进投资——到那个时候何愁就业？传统基建和新基建双管齐下是国家短期战略与中长期战略的有机结合，以传统基建解就业的燃眉之急，以新基建为扩大未来就业不断蓄能。

　　 结论

　　 与柏林墙倒塌和雷曼兄弟倒闭一样，新冠肺炎疫情是一个震惊世界的突发事件，其深远的影响我们今天空难预测。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它将对政治、经济、社会产生深远影响，世界会因此做出调整以应对这突如其来的灾难。有关全球化和供应链再配置等相關问题因疫情而成为热点，我国商界、学界、政界的主流观点大致分为相反的两派：有悲观观点认为，全球供应链尤其是不对应中国消费市场的那部分产能将陆续搬离中国;也有乐观观点认为，疫情后供应链将聚集中国。我们认为，无论有否疫情，产业转型升级必将带来供应链配置的结构性调整，疫情只会加快调整速度但无法颠覆调整趋势。中国要彻底摒弃非黑即白的二元论思想，全球化不仅仅是经济账上的盈利，对价值体系的全球化以及规则体系的全球化要予以高度重视、综合分析、认真研判、积极应对，努力做到补短板、强弱项、固优势，不盲目乐观更不妄自菲薄。同时，紧抓改革开放机遇并迎接挑战，以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携手各国共同发扬全球化的共赢精神，积极维护全球化的经济体系、价值体系和规则体系。

　　 ①贾康：《新基建：既是当务之急，又是长远支撑》，《党政研究》2020年第4期，第1-8页。

　　 [责任编辑国胜铁]

　　 ①贾康：《当前财政政策的发力方向》，《财政监督》2020年第9期，第37-43页。

　　 ②贾康、欧纯智：《从博弈论视角看当前中美贸易谈判》，《领导科学》2018年第18期，第20-21页。

　　 ①杨仁发、张婷：《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扩过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哈尔滨商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5期，第3-12页。

　　 ②贾康：《以制度创新实现新旧动能转换》，《社会科学报》2020年2月6日，第1版。

　　 ①亚伯拉罕·马斯洛：《动机与人格》，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79页。

　　 ①埃米尔·涂尔干：《社会分工论》，渠东译，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第42页。

　　 ②马克斯·韦伯：《儒教与道教》，洪天富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74页。

　　 ③费正清：《伟大的中国革命》，刘尊棋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第79页。

　　 ④托马斯·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巴曙松等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年，第129-130页。

　　 ①JesseHeley，MarcWelsh.SamanthaSaville."Thefanta-syofglobalproducts：fizzy-drinks，differentiatedubiquityandtheplacingofglobalization"，inCtobalizations.2020，V01.17，No.4，pp.683-697. ②

　　 GeoffPfeifer."Fromstate-boundsubjectstoglobalsubjects：notestowardanAlthusseriantheoryofglobalizedsubjectivi-ty"，inClobalizations，2020，Vol.17，No.4，pp.648-6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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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tthewMing-takChew."Assessinglocalizationwithitslocalsocioculturaldynamics：howHongKong'slocalizedclub-culturewasunderminedbywealthandpowerdisparities"，inClobalizations，2020.Vol.V01.17，No.4，pp.730-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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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htapDursun，GurayCumus."Intuitionisticfuzzycognitivemapapproachfortheevaluationofsupplychainconfigura-tioncriteria"，inMathematicalMethodsintheAppliedSciences，2020.pp.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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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lvarajHemapriya，RamasamyUthayakumar."Aneotericapproachtogeometricshipmentpolicyinanintegratedsupplychainwithsetupcostreductionandfreightcostusingservicelevelconstraint"，inRAIRO-Oper.Res，2020，Vol.54，No.3，pp.653-6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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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uadElOuardighi，MatanShniderman."Supplier'sopportunisticbehaviorandthequality-efficiencytradeoffwithcon-ventionalsupplychaincontracts"，inJournaloftheOperationalResearchSociety，2019.V01.70，No.II，pp.1915-1937.

　　 ⑧TaycirBenAbid.OmarAyadi，FaouziMasmoudi.etal."AnIntegratedProduction-DistributionPlanningProblemunderDemandandProductionCapacityUncertainties：NewFormulationandCaseStudy"，inMathematicalProbtemsinEngineering，2020，V01.2020，No.19，pp.l-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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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irstinScholten.PamelaSharkeyScott，BrianFynes."Buildingroutinesfornon-routineevents：supplychainresilienceleamingmechanismsandtheirantecedents"，inSupplyChainManagement，2019，Vol.24，No.3，pp.430-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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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rcelaMarCalAlvesPinto，JoaoLuizKovaleski，RuiTadashiYoshino.etal."KnowledgeandTechnologyTransferInflu-encingtheProcessofInnovationinCreenSupplyChainManagement：AMulticriteriaModelBasedontheDEMATELMethod".inSustainabitity，2019，Vol.11，No.12，pp.l-33.

　　 （11）賈康、欧纯智：《从博弈论视角看当前中美贸易谈判》，《领导科学》2018年第18期，第20-21页.

　　 ①贾康：《新冠疫情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及对策分析》，《经济研究参考》2020年第6期，第80-85页。

第14篇: 形势与政策论文

　　[提要]近年来，我国全面推进“四化”同步发展，着力推进城乡一体化，城镇化水平逐年提高，农业农村发展环境不断改善，但农业农村仍存在一些问题需要解决。因此，党中央、国务院适时地提出乡村振兴战略。笔者根据我国“三农”工作中的薄弱环节，对农业农村工作从关键点、着力点和保障点三个方面进行分析，并提出由点带面实现乡村振兴的具体建议。

　　 关键词：乡村振兴;小农户;现代农业;财政

　　 中图分类号：F32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9年3月29日

　　 乡村振兴是十九大报告提出的国家战略，强调农业农村的优先发展，并提出了“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体目标。那么如何实施呢？笔者认为应首先理清乡村振兴的关键点即如何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的有效对接，并围绕三个着力点即建立现代农业的产业体系、生产体系和经营体系做文章，再辅之以三个保障点即国家的政策支持和全社会的资金投入、城乡统一的要素市场、全方位的制度供给，在此基础上由点带面最终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乡村振兴。

　　 一、乡村振兴的关键点：实现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效对接

　　 全面实现农业现代化、提高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是发展农业的最优选择，但我国的国情是农村人口众多，到2016年底常住在农村的人口还有近5.9亿人，到2030年我国人口将达到15亿人，按70%的城镇化率计算，仍有4.5亿的人口将住在农村。这么多的农村人口，要吃饭要就业，全面实现农业机械化作业，完全抛弃小农户的生产方式显然是不可能的。而且，我国的耕地有很大一部分在丘陵、山区，只適合精耕细作而无法使用大型机械。因此，实现小农户与现代农业的有效对接成为唯一的现实选择。

　　 （一）小农户与现代农业的先进理念相对接。所谓现代农业，是现代工业和现代科学技术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农业，包括两方面主要内容：一是农业生产物质条件和技术现代化，利用先进的科技和生产要素装备农业，实现农业生产机械化、电气化、信息化、生物化和化学化;二是农业组织管理的现代化，实现农业生产专业化、社会化、区域化和企业化。顺应现代农业的要求，小农户在发展生产的过程中，要学习现代生产经营理念。第一，要重视对科技的学习和引进，在育种、栽培、饲养、土壤改良、稳产高产、病虫害防治等方面积极投入，提高劳动生产率;第二，要顺应传统农业的发展方向，向观赏、休闲、美化等方向扩延，向假日农业、休闲农业、观光农业、旅游农业等新型农业形态靠拢;第三，要由重视数量的发展转变为数量和质量并重的发展，以便获得可持续性。因为只有生产出高质量的农产品才能获得消费者的认可，才能实现产业的增值和事业的发展;第四，要树立环保的意识，现代农业同时也是生态农业，要重视对土壤和水源的保护，在生产出健康农产品的同时，维持好乡村的青山绿水。

　　 （二）小农户与全社会的资金和科技支持相对接。首先是国家财政会制定相应的支持政策和投入配套的补贴资金，之后将撬动全社会的资金，如金融资本、农业资本等的相继投入。其次是合理引导小农户。第一步是使其回归本源，即如果其在城镇没有合适和稳定的工作，就建议其选择回乡就业和创业，缓解目前存在的大量空壳村的问题。第二步是使其找准政策的施力点，然后积极跟进。如其居住地是平原地区，拥有大面积的耕地，那么国家必然将促进土地的合理流转，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这时应建议小农户以合理的价格或以土地参股的形式把土地流转出去，自身则选择到农业企业中去就业或以自有资金和贷款创业。第三步是使其随时关注国家的补贴政策，及时准确地填报、更新自己的信息，以便能享受到国家政策红利，实现年年增收、生活富裕的目标。

　　 （三）小农户与现代农业的特征：企业化、组织化和市场化相对接。小农户今后应转型为设立家庭农场，逐渐发展成为小微企业，建立企业化的管理制度，保证产品质量，不断壮大自身。同时，积极参加各种农民合作社组织，成为股东，并有组织地进行生产和销售。另外，还要建立大数据平台，运用“互联网+”的模式，连接生产和销售，进行市场化运作。即在种植和生产之前，就由合作社通过大数据和互联网技术与消费者建立联系，确定价格和种植、生产的品类，产品生产出来以后，直接送到消费者手中，这样就省去了中间环节的利润分成，保障了农民增收。目前的问题是，虽然我国合作社的数量2017年已接近200万家，但真正按合作社经营的却凤毛麟角。而合作社只有做大做强才能发挥组织农业产业链、让农民分享增值收益的作用。弱小的合作社与相对强大的农业龙头企业如何整合，成为我国农业全产业链组织机制合理化的重大难题。

　　 二、乡村振兴的着力点：构建现代农业的产业体系、生产体系和经营体系

　　 “三农”问题一直以来都受到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高度重视，因为它涉及到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村的社会治理和文化传承以及农民的增收等诸多方面。乡村振兴的适时提出就是要解决这些问题，而着力点在于建立现代农业的三大体系。

　　 （一）加快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产业体系主要解决的是农业的供给质量效益和产业发展的问题，要点是按市场规律调节要素和产品市场，实现高端化和融合发展。目前，我国农业生产的结构性矛盾日益突出，农产品阶段性供过于求与供给不足的问题同时存在，不能满足人民群众因生活水平提高而产生的对农产品的多重需求，农业供给质量亟待提升。应着力于推进农业供给侧改革，优化农业资源配置，调节农业产业结构，推进种植业、林业、畜牧业、渔业等转型协调发展。同时，延伸农业产业链，在农产品种植出来以后让它进入加工、流通、仓储、运输等领域，并利用互联网技术，实现全产业链的增值。

　　 （二）构建现代农业生产体系。生产体系解决的是如何种地和提高生产能力的问题，要点是科技进步、全程机械化作业和生态绿色生产。我国的农业生产过程、手段和技术是不断进步的，已经从完全依靠手工、畜力转向了依靠机械和技术进步。农业科技进步对农业增长的贡献率是56%，农业全程机械化率大概是65%，在小麦这个特定产品中，农业的全程机械化率已经突破了90%，高的地方甚至达到了95%。今后要在这方面继续发力，同时要重视充分运用互联网、物联网等提升和发展农业，优化农业生产方式。另外，要加大在生态环保领域的投入，尽力保持住乡村的优美环境和人文景观。 （三）构建现代农业经营体系。经营体系是解决谁来种地和经营成效的问题，要点是发展组织化、集约化的生产和经营，就是把资源、资金、技术、劳动力等要素优化组合，发挥出更大的效益。因此，应着力建立和发展生产经营者队伍，培育新型的农业经营主体和新型职业农民，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不断提升农业经营效益。同时，建立健全农业经营利益分配和联结机制，确保农业经营者和农民增收。特别是要发挥农民合作社的作用，真正按照合作社的模式经营，使其成为联结农户、农业企业和市场的纽带，既使各方受益，又切实维护农民的利益。

　　 三、乡村振兴的保障点：资金投入、要素市场及制度供给

　　 乡村振兴正如一艘巨轮已然起航，要想使它乘风破浪前行，就要给它充足的动力保障，而资金、要素市场和制度正是其中的主要因素。

　　 （一）国家的政策支持和全社会的资金投入。乡村振兴面临严重的资金短缺问题。农村现有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严重滞后，远不能适应农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2016年末，中国仍有31.3%的行政村未进行集中供水，有80%的行政村未对生活污水进行处理，有35%的行政村未对生活垃圾进行处理。至今为止，中国的村庄几乎都没有地下管网、污水处理、供热供气等设施，城乡差距很大。农村医疗卫生、文化教育、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也不能满足需要。另外，我国在农业领域的财政支出虽多于欧美等发达国家，但效率却不高，存在着多头管理、投资分散、对象失准、截留、挪用等问题。本来应集中支持大宗农产品生产、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农业科技进步和农业生态安全的资金，却部分投入支持了大量营利性的龙头企业、服务于高端消费人群的农业企业等，这样的情况亟待改变。令人欣喜的是乡村振兴已定为国家战略，与之相配套的政策支持，定会逐步的推出，而财政资金因有引导和示范的作用，必须要和政策配套，实现精准投入，并发挥“四两拨千斤”的作用，最终撬动社会资本的跟进。

　　 （二）建立城乡统一的要素市场。健全政策体系，改革体制机制，破除一切障碍，推动城乡要素的自由流动、平等交换，促进公共资源按照市场的规则在城乡的均衡配置。改革农村土地制度，完善承包地的“三权分置”制度和宅基地的相关制度。赋予农村土地等资本的功能，使其可抵押，获得融资能力，促进农村土地合理流转，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在此基础上，推动农业经营制度适应市场竞争的规模和变化，吸引全社会的资金、技术和人才向乡村流动。同时，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如适应农业的要求，培养技术型农民，使其懂栽培、会管理、善经营，逐步向家庭农场主方向发展;对于区别于“下地农民”的“地畔农民”，由于其已长时间基本脱离了农业种植业，而又居住在农村，主要应致力于把他们培养成专业的农业产业工人，使其能在农村第二、第三产业中充分就业;对于居住在农业旅游区和大型农业园区的农民，要用先进的旅游、休闲、养老、环保等理念培养他们，使其能在相关第三产业中找到合适的工作。

　　 （三）提供全方位的制度供给。第一，完善制度，实现乡村的治理有效。中心在于坚持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完善现代乡村社会治理体制，强化基层民主和法治建设，加强乡村基层组织建设，夯实乡村治理的基层基础。第二，改革和完善乡村土地制度和基本经营制度，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坚持市场为主导，农户、企业为主体，合作社为辅助，释放个人、集体、社区和各经营组织的活力。第三，健全相关的财政和金融等投融资、补贴等保障制度，解决农业的资金短缺问题。应探索社会资本支持乡村振兴的财政奖补机制，对长期投入的企业给予更多财政支持、贴息政策和配套项目投入，推广农业项目PPP模式、特许经营、参股控股等方式。要全面建立以县为主、省市适当补助、县域封闭运行的涉农贷款风险金制度，支持符合条件的农村金融机构发行“三农”专项金融债券，加快发展新型农村金融组织，以此激发金融支持乡村产业发展的积极性。第四，建立人才培育保障制度，培育一批善生产、懂技术的职业农民和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农村干部队伍。第五，建立多元化的生态补偿制度，在发展生产的同时，保持乡村的良好生态环境。

　　 主要参考文献：

　　 [1]陈锡文.实施乡村振兴战备推进农业现代化[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2018.5.

　　 [2]党国英.乡村振兴战略的现实依据与实現路径[J].社会发展研究，2018.5.

　　 [3]蒋永穆.基于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乡村振兴战略：内涵及路径[J].社会科学辑刊，2018.

　　 [4]魏后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目标及难点[J].社会发展研究，2018.3.

　　 [5]四川乡村振兴战略研究智库.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系统认识与道路选择[J].农村经济，2018.5.

第15篇: 形势与政策论文

　　这学期，我学习了《形势与政策》课，通过对这门课程的学习，使我对国内外的形势与政策有了更深刻、更全面、更真实的了解，虽然就那么几节课，但却使我收获很多，感触颇多。

　　当今社会，面对竞争、压力和各种复杂环境，以及社会多元化的价值观与人生观的挑战，很多大学生都显得无所适从甚至惊慌失措，因此形势与政策课程的开设就显得尤为重要。把形势与政策课与专业知识有效的结合不仅提高了对专业知识了理解，把形势与政策课与人才培养和大学生成长成才结合起来，即增强了学生对国际国内形势的关注，也通过对国内国际形势的理论，正确、客观地分析自身的优缺点，增强自身的责任感、紧迫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同时，通过对形势与政策课的学习，能把自身的专业知识等在此过程中并得到锻炼，提出自身的独特见解，增强了能力，提高了政治敏感度，发散思维，也侧面地促进了专业知识的学习，还提高了思想道德修养。

　　其实，“形势与政策”教学内容包含形势与政策两大部分：形势是国际和国内社会政治和经济发展的状况和态势;政策是党和国家为实现一定时期的目标和任务而制定的行为准则。政策的制定要以国内外形势为客观依据。而形势的发展变化必然导致政策的相应调整。身处在不断变革时代的大学生，从客观方面看，没有对形势和政策的准确把握和理解，没有心怀祖国、胸装天下的视野，就有可能走弯路、错路甚至于死路。同时要想成才立业是非常困难的。

　　高等院校是培养人才的摇篮，人才培养是教育的根本任务。党中央提出科教兴国、人才强国的战略，要造就数以亿计的高素质劳动者、数以千万计的专门人才和一大批拔尖创新人才。国际国内形势的深刻变化，使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既面临有利条件，也面临严峻挑战。面对新形势、新情况，要求高校，培养的人才必须树立正确的政治方向，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必须胸怀祖国、放眼世界。脚踏实地、情系人民，这必然要求大学生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需要高校将形势与政策课程真正融入人才培养过程，加强形势与政策教育与人才培养的紧密结合。同时，形势与政策课的设置，就是为了使大学生客观、正确理解国家方针、政策，培养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这也是德育工作的重要内容。强化学生德育工作，即教育要坚持以人为本、德育为先，全面发展的思想。因此，我认为形势与政策课应成为我们每个大学生的必修课程，它也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对我们学生进行形势政策教育的主要渠道、主要阵地，是我们每个大学生的必修课程，在我们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中担负了重要的使命，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更好地贯彻落实了中央的有关精神，是我们当代大学生关注的热点问题，帮助我们掌握正确分析形势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但是在课堂教学中，我发现大部分学生包括我并不是很积极，要么干脆不来，要么懒散地在教室里睡觉，要么玩手机，要么看课外书籍等等。当我试着以一个学生的角度去分析这个现象：我发现，大部分同学在没上这门课之前就预先地认为这门课没意思、没有用，所以上课没劲。可以看出，导致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就是学生对于这门课的教学内容、目标和“有用之处”没有一个清楚而正确的认识。因此，我认为老师要想上好这门重要课程，首先得提高学生对这门课的兴趣和积极性，讲清楚这门课的“有用之处”，让我们知道通过学习这门课我们能收获些什么。那么，《形势与政策》这门课到底有什么用呢说到底，老师能教给我们什么呢?

　　按照相关文件的论述，《形势与政策》这门课是对学生进行形势与政策教育的主渠道、主阵地，其主要任务是帮助大学生认清国内外的形势，全面准确地了解、掌握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增强大学生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自信心和责任感。这当然是高屋建瓴的概括。但如果老师照抄照搬、机械地讲授《形势与政策》这门课，肯定很少有同学想听。而换一种思路，从提高大学生能力与素质的视角探讨《形势与政策》课的教学目的，会更有吸引力和说服力。国家和社会的形势与政策连着各行各业，连着千家万户，与每个人的学习、工作、生活息息相关。作为大学生，更应该站在时代的最前列，把握时代发展的脉搏，科学分析，理性思考，准确判断，这是当代大学生综合素质的内涵之一。“两耳不闻窗外事”，闭目塞听，对世界和国家的形势发展、对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一无所知的人决不会成为一个合格的、有发展前途的人才。对“形势与政策”教育必要性、重要性的分析，既要有理论高度，又要辅之以恰当的论证，与大学生能力素质的提高紧密结合起来。由此出发，我们可以得出，《形势与政策》这门课是能力素质教育与科学方法论教育的有机统一。

　　《形势与政策》这门课老师到底该怎么教，是一个争论比较多的 ，采用讲座的形式上课;有的主张问题。有的主张“讲座式教学法” ，使课程更为生动，有的主张“互动教学法”引进“案例教学法” ，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有的主张“实践教学法”，更多地让学生深入社会调查研究。应该说，上述这些主张都是教学实践中的有益和成功的探索，都值得我们根据自身实际学习借鉴。然而，作为课程化教学 “怎的“形势与政策”课，仅仅用上述某一种教学法，显然是不够的，么教”必须与“教什么”结合起来。对此，我认为，教学有道、教法 “形势与政策”课教学要鼓励“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无常， ，同时也要遵循以下几个原则。

　　首先，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原则。《形势与政策》这门课所讲授的内容，以具体的事件、政策、社会现象为主，而不像其他思想政治理论课，有很清晰的理论脉络和讲授线索。于是，这里就存在一个问题，《形势与政策》课如果干巴巴地讲事件、政策等实际问题，那就没味道了，似乎也“没有必要”了，因为我们完全可以通过各种现代传媒了解到正在发生的一切。其实，单纯地罗列时政，本身也不符合《形势与政策》这门课的初衷，不符合形势与政策教育的要求，不能满足对学生进行科学的形势观、政策观及科学方法论教育的要求。因此，《形势与政策》课决不能就事论事，一定要因势论理、因事论理、事理结合，把理论阐释与实际问题分析紧密结合起来，让我们既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彰显《形势与政策》课的魅力。

　　其次，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的原则。如前所述，《形势与政策》课所讲授的都是现实生活中的时政热点问题，需要事理结合，进行理论分析。但光有这些还不够，还需要有历史感，将现实问题与历史分析结合起来。因为任何社会现实问题都不是凭空产生的，都有深刻的历史背景，都有一个发展变化的历史过程，如果我们不了解现实问题的历史背景及发展变化过程， 《形 就很难对其有全面和较为深入的理解，势与政策》这门课就很难达到预期的效果。所以，如果老师在教学中忽视问题的历史与背景传授，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一种半截子教学。因此，在教学中，老师既要重视时政问题的横向联系，又要重视纵向联系，不仅要告诉学生问题在当下是什么形态，还要告诉学生在历史上它是什么形态，是如何发展演变而来的。

　　再者，讲授与对话相结合的原则。在信息时代，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深入发展，现代传媒日益发达，人们获取信息的途径更加便捷，对信息的依赖程度也越来越高。当代大学生思维敏锐，思想活跃，利用现代传媒获取信息的能力越来越强，基于这一特点，《形势与政策》课的内容对于他们而言并不陌生，有的甚至非常熟悉，也都有自己的看法、意见和建议。这就要求“形势与政策”课教学不能搞满堂灌的填鸭式教学，而必须充分调动并发挥学生的积极性和潜力，让学生充分参与到课堂教学中来。因此，在课堂教学中，要给学生讨论和发表自己观点的机会，同时对学生比较片面的观点给予恰当的引导。这样，课堂教学才会有声有色，充满活力，富有魅力。

　　最后，教学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如前所述，《形势与政策》课的教学内容具有非常显著的现实性特点，基本上都是当前的热点问题。这些社会热点就发生在我们身边，都能够切身感受得到，都可以进行调查研究。因此，《形势与政策》这门课不能关起门来搞教学，不能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教圣贤书，而要把课堂上讲与走出去看结合起来，让我们带着问题到社会上去调查研究，然后把调研心得带回到课堂，实现理论升华。这样既可以开阔视野、增长见识、拓宽思路，让学生对课堂内容有切身的体会，又可以丰富教学的载体和内容，增加教学的吸引力和感染力，增强教学的效果。

　　最终我想强调一点，那就是学校开设的这门课非常必要。因为，高等学校形势与政策教育是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是提高大学生综合素质、开阔胸怀视野、增强责任感和大局观十分重要的方面，它使我们更深刻地认识了世界，认识了中国，认识了我们与世界的差距，以及我们自身的不足，使我在思想上不断地向前迈进，不断提高。

第16篇: 形势与政策论文

　　乡村文化建设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动力源泉。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①，并将它列为决胜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需要坚定贯彻实施的战略之一。20xx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乡村振兴，乡风文明是保障。必须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一起抓，提升农民精神风貌，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不断提高乡村社会文明程度。”②乡村文化振兴贯穿于乡村振兴过程中的各个方面，为更好解决“三农”问题，推动中国农民农业农村“又好又快发展”提供内生动力，加强乡村文化建设，是全面促进乡村振兴的应有之义。良好的乡村文化、文明的乡风不仅能够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消解农民的精神贫困，而且能够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培育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文明风尚、为实现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强大精神动力。因此，将文化建设纳入新时代乡村建设蓝图之中，把握乡村振兴视阈下加强乡村文化建设的价值意蕴，客观分析我国目前乡村文化建设存在的现实困境，积极探求新时代乡村文化建设的实践路径，这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事关如何消解城乡发展二元结构、满足广大农民对美好生活需要的现实课题。

　　一、乡村振兴视域下乡村文化建设的时代意义

　　(一)乡村文化建设为乡村振兴提供内生动力

　　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是新时代做好“三农”工作的总抓手。乡村振兴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全方位的振兴，乡村文化振兴作为乡村振兴总体战略的关键一环，是乡村振兴之魂，起着精神保障和价值引领的作用。一方面，乡村文化建设能够有效地促进乡风文明，优化乡村文化生态，消解农民的精神贫困。在精准扶贫的政策推动下，即便广大贫困农村地区实现了经济上的脱贫，但精神上的贫困只能以精神文明建设为切入点来消解。另一方面，加强乡村文化建设能够优化乡村单一的产业结构，利用乡村特色农耕文化、非遗文化传承等优秀文化资源发展文化产业，改变乡村传统以养殖、种植经济为支柱产业的发展模式，注重发展文旅融合的第三产业，通过“互联网+文化+产业”模式，能够将广大乡村地区的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效益。

　　(二)乡村文化建设为文化自信提供精神引领

　　城乡二元结构的客观存在，导致了强势城市文化与弱势乡村文化的“文化势差”，乡村文化的生存空间受到挤压，与城市文化的差距越来越大。乡村文化建设能够促进乡村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在城乡融合发展的未来趋势中留存文脉，得以传承和弘扬。首先，加强乡村文化建设能够聚集多元的文化参与主体，留住新鲜血液，让更多青年人才投入到乡村的建设发展过程中，认识到乡村文化的优势，在乡村物质和文化建设中，培育文化自信。其次，大力推进乡村文化建设，能够实现文化软实力向物质硬实力转变。结合地方资源特色，因地制宜建设乡村文化阵地，兴建公共文化基础设施，发展文化产业，从而夯实乡村文化振兴的经济基础，能够实现文化惠民，实际的激发村民文化自觉，由文化自觉达成文化自信。

　　二、乡村振兴视域下乡村文化建设的现实困境

　　(一)主体困境:乡村文化建设的主体队伍缺失

　　随着城乡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在市场经济的利益驱动下，大多数村民涌入城市谋求发展，这直接导致了乡村文化建设的主体力量缺失。一方面，乡村社会空心化严重。生长于农村的青壮年群体选择进城务工，逐渐向城市迁移，为村庄考量的公共意识有所下降。此外，受过高等教育的优秀人才不愿意回农村，倾向于留在城市生活、学习，加剧了乡村社会空巢化、空心化的趋势。乡村留守的妇幼、老弱群体因为受自身的教育程度、年龄、能力、价值观念等影响，难以担当乡村文化振兴的大任，这造成了乡村文化自我建设的主体缺失。另一方面，乡村文化建设的人才缺口较大。难以逆转的人口外流趋势不仅造成了人口结构的空心化，更造成了乡村精神文化的空心化，随之大量人才资源流向城市，导致乡村地区人才供应短缺，传统乡村文化、非遗传承队伍后继乏人，传统乡村文化的传承面临着断层的困境。

　　(二)载体困境:乡村文化建设的承载资源退化

　　乡村文化作为一种意识形态，需要通过各种文化载体来具象化。乡村文化建设的载体普遍存在利用率低、建设失衡、缺乏乡土特色等问题。首先，在乡村文化建设的物质载体层面，乡村建设重经济、轻文化的价值取向，极大的忽视了乡村地区农民群众的文化需要。乡村文化基础设施、乡村文化活动场所也存在着场所设施陈旧、管理缺失和利用率低等问题，许多公共文化设施成为摆设。另外，村民们对承载乡村传统文化的文物古迹保护意识淡薄，而且对民间技艺的传承重视程度不够，一定程度上弱化了乡村文化的物质承载资源。其次，在乡村文化建设的意识载体层面，表现在村民对文化建设重视不足，重经济而轻文化，乡村文化发展欠缺活力，且由于城市文化对乡村文化构成的冲击，物质上的差距一定程度上消解了文化上的认同，村民普遍缺乏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

　　(三)价值困境:传统乡村文化的主流价值观念弱化

　　城市文化、市场经济趋利的价值导向、经济理性对乡村社会的强势介入，导致乡村文化的主流价值观念在交流碰撞中处于弱势地位。首先，随着大众媒体在乡村社会的普及，外来文化和城市文化给乡村传统价值观念带来一定冲击，造成村民普遍出现价值困惑和信仰迷失。一是价值观念泛化，传统优秀美德、乡规民约受到个人主义、消费主义、享乐主义的侵蚀，一些地方普遍出现诚信缺失、厚葬薄养、铺张浪费等现象。二是价值取向功利化，受到市场经济趋利导向的影响，村民出现片面追求物质功利主义思想和工具化价值思想，对原有的乡村文化价值观念产生怀疑，理想信念模糊和信仰迷失。其次，村民缺乏乡村文化自信。乡村教育引导学生以“走出农村”为学习目标，学校教育日常给学生灌输的城市价值取向，造成乡村学生对城市生活更加向往而对乡村文化更加漠视的价值逆差。

　　三、乡村振兴视域下乡村文化振兴的实践路径

　　(一)主体培育:加强乡村文化建设多元主体的参与

　　乡村文化振兴的关键是“人”，加强乡村文化振兴的主体参与，鼓励农民、乡贤、它社会力量参与到乡村文化建设之中，凝聚不同主体的作用，搭建多元主体参与文化建设的格局，形成乡村文化建设的强大合力。首先，基层政府和机关要加大对农村地区的财政扶持，完善相关政策，发展文化产业与乡村支柱产业融合的新型产业，在乡村提供更多就业机会，吸引农民返乡就业。此外，要完善用人机制，借助“选调生“、”三支一扶“等国家政策吸引人才回流，补充乡村文化建设的人才缺口。其次，发挥乡贤在乡村文化建设中的独特作用，乡贤是乡村文化振兴的精英力量，是教化乡民、反哺桑梓、泽被故土的有效载体，能在乡村文化建设中发挥积极作用。应发挥乡贤的强大号召力和凝聚力带领村民参与乡村文化建设，为乡村文化振兴注入新动力。最后，鼓励其它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文化建设。社会各界都应该支持乡村公共文化的建设，建立乡村公共文化发展结对帮扶机制，加强城乡互动，形成以城带乡、以强扶弱的局面。鼓励高校、企业、社会参与到乡村建设之中，引进企业的资金、技术、人才发展乡村特色文化产业，充分利用高校的教育、智力、文化资源，对接学生课外社会实践、科研等活动，将先进文化观念、教育理念引入乡村之中，促进乡村文化建设人才队伍整体水平的提升。

　　(二)守正创新:坚持乡村文化资源的保护和开发并举

　　我国乡村社会历经几千年的积淀，在自然经济基础上创造了发达的农耕文明，蕴含着丰富的乡村文化资源。坚持在保护中开发和利用乡村文化资源，对于乡村文化振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首先，要加强对乡村文化资源的保护，对于承载乡村记忆的物质文化遗产，基层政府和相关部门应该重视摸底和普查工作，将承载传统文化的农业遗迹和文物古迹纳入保护名单，划好历史文化保护红线，对于民间零散的的多种文化资源进行系统的梳理，制定科学化的保护措施。对于承载着着核心技艺和文化底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要抓好传承人的培养，同时积极探索其经济价值，以达到村民物质需要与精神需要的双重满足。其次，坚持在保护中开发和利用乡村文化资源，实现乡村文化资源创造性转化，结合当地特色，依托互联网+、大数据平台打造文化品牌，打造一批特色鲜明、人文底蕴浓厚的美丽乡村和特色小镇。此外，要盘活农村文化资源，发展文旅融合的新型文化产业，将艺术设计、资金、技术融入文化产业的生产和消费过程之中，实现文化产品的“生产及消费”，以达到经济效益和文化效益的良性互动。

　　(三)思想引领: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涵养文明乡风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当代中国的主流价值观念，凝结着全体人民共同的价值追求。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农村落地生根有助于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培育文明乡风。首先，要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宣传引导，创新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形式，吸引广大农民群众的参与。第一，依托阵地进行宣传，在村镇文化宣传栏、公共交通站点等常规化宣传阵地设置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内容的宣传图文材料。第二，深入基层，运用文艺节目进行宣传。在村居社区文化场所开展文艺活动，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内容编排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节目，在娱乐中营造向善向好的乡村文化氛围。其次，要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践履。第一，充分发挥榜样示范作用，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出发点，评选身边的道德模范、文明公民标兵、孝老敬老等典型，通过榜样激励来感召、增强农民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知，内化为情感认同，外化为行为习惯。第二，加强村镇之间文化联系，结成文明共建帮扶对子。推动经济共谋发展、“美丽乡村”共建等活动，促进村民团结和谐，形成共建文明乡风的强大合力。

第17篇: 形势与政策论文

　　《论依法治国》

　　摘要：依法治国是依照宪法和法律来治理国家、管理社会事务。依法治国能否取得成效，主要取决于依法行政。只有在政府行政权力受到法的严格制约情况下，才意味着法制的真正建立和完善。

　　关键词：依法治国;依法行政;宪法

　　依法治国，就是依照法律来治理国家;复杂些说“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这些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①

　　从结构要素来看，依法治国是合三为一，有机结合的统一体。它是坚持党的领导、发扬人民民主、严格依法办事的统一。其中，坚持党的领导是主导，发扬人民民主是实质，严格依法办事是基本内容。

　　一、依法治国的关键是依法行政

　　依法行政是现代民主国家的重要标志，它包含两层含义：一是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行政权力;二是司法机关依法约束行政行为。依法治国能否取得成效，主要取决于依法行政。只有在政府行政权力受到法的严格制约情况下，才意味着法制的真正建立和完善。依法治国要求各国家机关严格依法行使权力，依法处理国家事务，治理国家。行政机关对公民、社会起着榜样作用，国家颁布的法律、法规大部分由行政机关执行。因此，行政机关是否依法行政，将从总体上决定我国能否依法治国，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依法行政关键在于各级领导干部能否依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来治理国家、管理社会事务、保障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以实现国泰民安，促进国富民强。董必武早在50年代就明确指出：“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中心环节是依法办事，即国家机关和公职人员依法办事。”在我国民主政治建设中，能否不断健全社会主义民主法制，能否坚持依法治国，实行依法行政，关键在领导干部。尤其是高级干部，他们在坚持社会主义法治、实行依法行政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二、依法治国是我国国富民强的必由之路

　　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我们的国家和人民曾经付出沉重代价而得出的一条基本经验，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富裕幸福的必由之路。宪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用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将依法治国方略确定下来，必将有力地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历史性进程。

　　三、依法治国是我国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在我国，提出依法治国经历了一个长久的历史过程。建国后，我国的民主与法制建设，既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也有过重大挫折，特别是经历了十年“文革”的浩劫。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同志在总结国内与国际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与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方针。他深刻指出：“搞四个现代化一定要有两手，只有一手是不行的。所谓两手，即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邓小平同志虽然在其著作中没有用过“依法治国”和“法治国家”的提法，但是他对如何才能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作了全面深刻的阐述，从而为实行依法治国的方针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他提出的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一整套原则，为我们确立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奋斗目标，勾画了一幅准确、完整、清晰的蓝图。

　　四、依法治国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证

　　古今中外的历史经验证明，在我国实行依法治国还同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精神文明建设密切相关，有其客观必然性。计划经济的经济主体之间具有隶属关系，其应有的物质利益被忽视，经济自身的价值规律、竞争规律等不被尊重，维系这种经济关系的主要方法是行政手段。在这种体制下，由于经济权力的高度集中，法律手段的作用就十分有限了。

　　五、依法治国是实现现代民主的保障

　　现代民主的实现必须依靠法治作保障。在我国，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但是十二亿人民不可能人人都去执掌政权，而只能通过民主选举产生政权机关，代表人民行使权力。为了保证这种权利的行使能符合人民的利益，根本的办法就是通过制定和实施体现人民意志和利益，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法律，并保证这种法律具有极大的权威，来确保政府为人民服务。在这种情况下，政权机构制定良好的法律并严格依法办事，就是按人民的利益和意志办事，就是从根本上体现并能保障人民当家作主。否则，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就有可能认为自己是可以按个人的认识、愿望、意见和主张任意处理各种问题的，自己的权力是无限的，是可以不按民主程序办事的，就有可能滥用权力。同时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公民的各种权利、权力的民主配置、民主程序和民主方法等，如果没有完备和良好的具有极大权威的法律予以全面确认和切实保障，是根本靠不住的。十年“文革”的悲剧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当时宪法这一根本大法成了一张废纸。而在法制健全的条件下，公民权利的行使，可以得到有效的保障;公民的权利如果遭到侵犯，也可以得到有效的救济。

　　六、依法治国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

　　依法治国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同时也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保证。

　　在中外历史上，“法”字一出现就具有正义、公正等含义。法存在的合理性，根源在于人类社会生活本身始终存在的三个矛盾，即个人与社会的矛盾、秩序与自由的矛盾、权威与服从的矛盾。如果人类社会没有法这种调整社会关系的行为准则，社会正义必将难以维护，社会自身的发展和存在都成问题。每一个历史时代，法的内容与形式以及法的精神，都同该时代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息息相关，密不可分，彼此适应，是该时代人类文明发展水平的综合性标尺。一部由低级状态向高级状态演变的法律制度史，使整个人类文明由低级状态向高级状态发展历史的一个缩影。民主与法制是属于制度文明的范畴。再现今的历史条件下，家长制、一言堂、搞特权、权大于法、政府权力不受法律任何制约，公民权利得不到法律有效保障，但然是不文明的。一个社会如果没有法律，要么专制主义盛行，要么无政府主义猖獗，自然也是不文明的。同时，法律作为一种认识与改造世界的手段，可以保证教育、科学、文化建设得到稳定、协调、持续地发展。由于法律和道德的互相渗透与作用，通过立法和执法，还可以促进社会主义道德观念的建立、发展与传播。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关键在于提高领导干部的政治素质。各级领导干部不仅要学法、守法，而且要自觉维护法律尊严，依法决策，依法行政，依法管理，严肃执法，从而影响和带动全体公民不断增强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

第18篇: 形势与政策论文

　　实现各国共同安全，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题中应有之义。当今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全球命运与共、休戚相关，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同时，我们还必须清醒看到，当今世界并不太平，安全问题的联动性、跨国性、多样性更加突出，恐怖主义、网络犯罪、跨国有组织犯罪、新型犯罪等全球性安全问题愈加难解，安全领域威胁层出不穷，人类面临着许多共同挑战。安全问题是事关人类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如果解决不好，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就难以顺利推进。正如习主席所指出：“促进和平与发展，首先要维护安全稳定;没有安全稳定，就谈不上和平与发展。”对此，世界各国和国际社会必须高度重视，共同构建普遍安全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如何构建普遍安全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习主席提出的“四点主张”切中要害，赋予这一时代命题更为丰富和深刻的内涵。“单者易折，众则难摧。”世界命运应该由各国共同掌握，全球事务应该由各国共同商量。一要坚持合作共建，实现持久安全。安全问题是双向的、联动的，各国应该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全球安全观，树立合作应对安全挑战的意识，以合作谋安全、谋稳定，以安全促和平、促发展。二要坚持改革创新，实现共同治理。各国政府和政府间组织要承担安全治理的主体责任，推动全球安全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平、更加合理、更加有效的方向发展。三要坚持法治精神，实现公平正义。国与国之间开展执法安全合作，既要遵守两国各自的法律规定，又要确保国际法平等统一适用，不能搞双重标准，更不能合则用、不合则弃。四要坚持互利共赢，实现平衡普惠。各方应该坚定奉行双赢、多赢、共赢理念，在谋求自身安全时兼顾他国安全，努力走出一条互利共赢的安全之路。

　　习主席强调：“实现本国发展是对世界的贡献，实现本国安全稳定也是对世界的贡献。”近年来，在不断推进经济建设、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进程中，中国政府不断推进平安中国、法治中国建设，严厉打击、严密防范各类违法犯罪活动，全面加强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当前，中国社会安定有序，人民安居乐业，越来越多的人认为中国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这是中国为世界安全稳定作出的贡献。中国在办好自己事情的同时，还始终认真履行自己的责任，遵守国际规则，履行国际义务，积极参与并倡导国际执法合作和全球安全治理。中国坚决支持国际反恐怖斗争，深度开展打击网络犯罪国际合作，提出责任共担、社会共治的国际禁毒合作方案，联合各国开展国际追逃追赃、打击电信诈骗等执法行动，全面参与国际和区域合作框架内的执法安全合作，坚定支持和积极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派出维和人员最多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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